(三)批评精神
1929年12月,殷夫在《过去文化运动的缺点和今后的任务》一文指出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缺点:“那时期中的主潮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这个口号的提出,虽然有些过于忽略思想斗争的倾向,但并不错误。可惜的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学,内容是十二分的空虚,所有的只是几个口号的排列,几声单调的叫喊!……”文化运动“缺点是有的,这是:文化运动只成为一种上层的运动,意识的争取大多数没有深入群众;文化运动不能与工农学生实际斗争联系起来,因此,就缺乏了一种战斗的活力”。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批判了当时革命队伍中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和文化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为克服文化运动的缺点,殷夫提出了文化斗争的一项任务:对于一切的反动思想,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宗法、迷信邪说,一直到拥护剥削制度的唯心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欺骗群众的三民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三党的反动理论以及一切破坏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机会主义等,都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以严厉的批判,使他们在群众面前彻底地暴露反革命真面目来。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勇于开展自我批评。这是与敌人开展斗争,建设革命文艺的迫切需要。
1930年9月,殷夫在《为党的正确路线奋斗》一文指出,有许多同志认为党内发生斗争,是一种可悲的现象,所以时常企图来稳蔽这一斗争,或者调和这一斗争,这是非常错误的。他们不了解党内斗争时常同样也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要保障其队伍的巩固,保障其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无情地与这一切敌对阶级意识作斗争。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告诉我们,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一直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前,每天沉浸在斗争里,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有在斗争中才能生长,布尔什维克党只有经过困苦的斗争,才能更加巩固、统一。
在这篇文章中,殷夫还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两三年来的艰苦斗争,在反右倾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盲动主义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这些不正确倾向的残余还到处潜伏着,乘机对党的路线进行攻击,他们抓住党的策略上的微小错误缺和点,企图以他们的路线来代替党的路线。当然,党在某种策略和工作执行上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但可用自我批评的精神予以纠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在于不否认自己的错误,以及不犯过大的错误,只有勇于承认错误及改正错误,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因此,党必须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有力地领导中国革命。
殷夫还认为,革命形势剧变后,共产党内一些非无产阶级分子公开出来动摇或破坏正确的路线。在这个时期,只有经过积极的思想斗争,用无产阶级意识克服非无产阶级意识,党才能更加坚强、巩固、统一,更加布尔维克;才能更加有力地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因为党内每一种不正确的的倾向,都是无产阶级之敌对阶级意识在党内的反映。这就要求全党同志起来认识思想斗争的重要意义,实行彻底的自我批评,检查并纠正我们在策略和工作方法上的错误与缺点,克服一切企图动摇党的路线的倾向;必须把思想斗争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使这一斗争同实际工作密切联系起来;积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给“左”的倾向以严重的打击。
1931年,殷夫成为共青团中央的唯一干事,他对共青团在思想斗争问题上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同样必须弘扬批评精神,积极开展党内斗争,而绝对不允许中立,因为中立实际是援助了反党的倾向。针对当时出现一种团的工作没有存在必要的取消主义和口头讲大话,用“左”倾的词句来掩饰机会主义的实际的清淡现象,殷夫再三强调,共青团要奋起全力与取消主义、清淡主义作斗争,使自身更加布尔什维克化。
关于批评,殷夫对他人有严格的要求,对自己也同样有严格的要求。殷夫的心灵象水晶一样透明、纯洁,容不得一点旧思想灰尘的玷污。殷夫作为一名党员,对自己身上的缺点采取了决不妥协的态度。他一旦发现自己身上有什么缺点、错误,就坚决地克服它。正如殷夫在《“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中所说“现在时代需要我更向前,更健全”。1927年春,为了阻挠殷夫参加革命活动,他大哥徐培根再一次对殷夫“训导”中有意识地透露了时局马上要变的风声。这对当时还多少有些软弱的殷夫来说,曾产生过恐惧感。他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一情况,党严厉地批评了他的软弱性,并指示他更详细地探听敌情。殷夫接受了党交给的这项任务,但因事变的急速而没有达到目的。然而党的批评和教育,使殷夫认识到“旧的阶级根性”的危害性,终于克服了恐惧而变得坚强起来,在狱中勇敢地经受了严峻考验。对文化运动缺乏一种战斗的活力殷夫不仅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纠正这一缺点的措施:“到工农中去,并且要积极地做他们最忠实、最勇敢的朋友,和他们一起呼吸,和他们一起斗争。”他不仅是写在纸上,而且是躬身力行的。他创作的源泉就是亲自深入到工农中去同呼吸同命运,和他们一起斗争。他在自传体小说《监房的一夜》中,批判了自己经不起委屈的小资阶级的脆弱性。在《梦中的龙华》中他视自杀者是生活的“卑怯者”。在《给一个哥哥的回信中》,他对自己在紧要的关头产生“胆怯和动摇”“旧的阶级根性”作了无情的解剖。他在《妹妹的蛋儿》一诗里真实地展露了自己曾一度产生的厌世、轻生的消极思想,并对此作了严厉的自我批评。
试论殷夫的革命精神
稿源: 中国宁波网 2011-05-13 13:25:23
(三)批评精神
1929年12月,殷夫在《过去文化运动的缺点和今后的任务》一文指出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缺点:“那时期中的主潮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这个口号的提出,虽然有些过于忽略思想斗争的倾向,但并不错误。可惜的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学,内容是十二分的空虚,所有的只是几个口号的排列,几声单调的叫喊!……”文化运动“缺点是有的,这是:文化运动只成为一种上层的运动,意识的争取大多数没有深入群众;文化运动不能与工农学生实际斗争联系起来,因此,就缺乏了一种战斗的活力”。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批判了当时革命队伍中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和文化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为克服文化运动的缺点,殷夫提出了文化斗争的一项任务:对于一切的反动思想,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宗法、迷信邪说,一直到拥护剥削制度的唯心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欺骗群众的三民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三党的反动理论以及一切破坏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机会主义等,都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以严厉的批判,使他们在群众面前彻底地暴露反革命真面目来。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勇于开展自我批评。这是与敌人开展斗争,建设革命文艺的迫切需要。
1930年9月,殷夫在《为党的正确路线奋斗》一文指出,有许多同志认为党内发生斗争,是一种可悲的现象,所以时常企图来稳蔽这一斗争,或者调和这一斗争,这是非常错误的。他们不了解党内斗争时常同样也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要保障其队伍的巩固,保障其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无情地与这一切敌对阶级意识作斗争。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告诉我们,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一直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前,每天沉浸在斗争里,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有在斗争中才能生长,布尔什维克党只有经过困苦的斗争,才能更加巩固、统一。
在这篇文章中,殷夫还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两三年来的艰苦斗争,在反右倾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盲动主义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这些不正确倾向的残余还到处潜伏着,乘机对党的路线进行攻击,他们抓住党的策略上的微小错误缺和点,企图以他们的路线来代替党的路线。当然,党在某种策略和工作执行上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但可用自我批评的精神予以纠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在于不否认自己的错误,以及不犯过大的错误,只有勇于承认错误及改正错误,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因此,党必须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有力地领导中国革命。
殷夫还认为,革命形势剧变后,共产党内一些非无产阶级分子公开出来动摇或破坏正确的路线。在这个时期,只有经过积极的思想斗争,用无产阶级意识克服非无产阶级意识,党才能更加坚强、巩固、统一,更加布尔维克;才能更加有力地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因为党内每一种不正确的的倾向,都是无产阶级之敌对阶级意识在党内的反映。这就要求全党同志起来认识思想斗争的重要意义,实行彻底的自我批评,检查并纠正我们在策略和工作方法上的错误与缺点,克服一切企图动摇党的路线的倾向;必须把思想斗争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使这一斗争同实际工作密切联系起来;积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给“左”的倾向以严重的打击。
1931年,殷夫成为共青团中央的唯一干事,他对共青团在思想斗争问题上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同样必须弘扬批评精神,积极开展党内斗争,而绝对不允许中立,因为中立实际是援助了反党的倾向。针对当时出现一种团的工作没有存在必要的取消主义和口头讲大话,用“左”倾的词句来掩饰机会主义的实际的清淡现象,殷夫再三强调,共青团要奋起全力与取消主义、清淡主义作斗争,使自身更加布尔什维克化。
关于批评,殷夫对他人有严格的要求,对自己也同样有严格的要求。殷夫的心灵象水晶一样透明、纯洁,容不得一点旧思想灰尘的玷污。殷夫作为一名党员,对自己身上的缺点采取了决不妥协的态度。他一旦发现自己身上有什么缺点、错误,就坚决地克服它。正如殷夫在《“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中所说“现在时代需要我更向前,更健全”。1927年春,为了阻挠殷夫参加革命活动,他大哥徐培根再一次对殷夫“训导”中有意识地透露了时局马上要变的风声。这对当时还多少有些软弱的殷夫来说,曾产生过恐惧感。他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一情况,党严厉地批评了他的软弱性,并指示他更详细地探听敌情。殷夫接受了党交给的这项任务,但因事变的急速而没有达到目的。然而党的批评和教育,使殷夫认识到“旧的阶级根性”的危害性,终于克服了恐惧而变得坚强起来,在狱中勇敢地经受了严峻考验。对文化运动缺乏一种战斗的活力殷夫不仅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纠正这一缺点的措施:“到工农中去,并且要积极地做他们最忠实、最勇敢的朋友,和他们一起呼吸,和他们一起斗争。”他不仅是写在纸上,而且是躬身力行的。他创作的源泉就是亲自深入到工农中去同呼吸同命运,和他们一起斗争。他在自传体小说《监房的一夜》中,批判了自己经不起委屈的小资阶级的脆弱性。在《梦中的龙华》中他视自杀者是生活的“卑怯者”。在《给一个哥哥的回信中》,他对自己在紧要的关头产生“胆怯和动摇”“旧的阶级根性”作了无情的解剖。他在《妹妹的蛋儿》一诗里真实地展露了自己曾一度产生的厌世、轻生的消极思想,并对此作了严厉的自我批评。
编辑: 赖小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