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国妻子说，家里记事板上写满了他所牵挂的困难户的电话号码。

　　昨天，离毛文国因公殉职整整一个月。

　　一个月来，每天上午，村民毛杏孝都要到村委会去，远远地朝毛文国的办公室张望，希望能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我老是感觉文国还在。”

　　大山深处，７２岁的老党员竺宝菊一听到汽车喇叭声，都会习惯性地停下手中的活，到门口迎接：“又是文国来看我了？”

　　妻子毛嫩叶这一个月内瘦了５公斤多，她常常对着毛文国的遗像独自发愣：“好像只是做了一场梦，总想着文国会突然出现在面前。”

　　吞没毛文国的石门溪早已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每当说起村委会主任毛文国，奉化市溪口镇石门村村民的心却依然无法平静……

　　——记奉化市溪口镇石门村村委会主任毛文国

　　唐慧卿　孙吉晶　吴培维　黄成峰

　　大山的儿子，在暴雨洪水面前，表现出如大山般无畏的勇气

　　８月９日，台风“莫拉克”夹带着狂风暴雨袭击浙江。

　　晚上７时，石门村突然停电，整个山村一片漆黑。

　　正在村里值班的毛文国让村文书毛范芳和村妇女主任毛能叶点起了蜡烛。透过烛光，望着窗外如注的暴雨，毛文国忐忑不安：台风到来前，村里已经连续下了半个多月雷雨，眼前这场雨，意味着更大的危险。

　　事实上，在过去的４０个小时里，毛文国和村干部们就没有松懈过。

　　８月８日上午，石门村支书毛方表把村委会成员召集到一起，部署村里的抗台工作；当天下午，毛文国就和毛范芳等人开始在村里排查。

　　９日上午，毛文国按照村里确定的需要转移安置的人员名单，挨家挨户走进危房和可能受到地质灾害影响的民居，劝说村民转移。一对毛姓老夫妇住在半山腰，因腿脚不方便，怎么劝都不肯转移。情急之下，毛文国将老人拉到门口，指着被雨水浸泡得发黑的板墙和有些松动的墙基对老人说：“再不走，就危险了。”老人这才答应搬走。

　　下午４时许，毛文国再次走进几户村民家中，苦苦劝说他们及时转移。

　　雨越下越大。人们后来得知，那晚从８时至１０时３０分的两个半小时内，石门村的降雨量达到２５３毫米。

　　听着窗外越来越紧的雨声，毛文国实在放心不下，晚上８时、９时，他先后两次和毛范芳一起到村里巡查。

　　夜里１０时４５分，他们回到办公室。毛文国泡了一碗方便面，刚想吃几口，手机刺耳地响了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村民张维毛急切的声音：“菜市场的小店墙体出现松动，里面可能还有人……”人命关天！毛文国当时就急了。叫上毛范芳，顾不上穿雨衣，毛文国一头扎进风雨中。

　　那是毛文国留给毛能叶最后的身影。毛能叶事后反复对记者说：要是文国主任能吃上几口面再接电话，要是他能穿上雨衣后再出门……也许他就能躲过那场山洪。

　　雨倾盆般下着，石门溪咆哮着急速奔流。毛文国把车停在河边的马路上。马路上的积水没到了两人半截小腿。菜市场小店泡在洪水中，一些食品在水中四散漂浮着。

　　毛文国与过来找妹夫的村民毛能定一起用力顶起小店的卷帘门，把身子探进里面。搜寻一番，确认没人后，毛文国才舒了一口气。

　　这时，毛范芳听到旁边有村民在喊，就转身朝里面走去，想看看有什么情况。毛文国对毛能定说：“我去把车移一下，停在这里可不行，挡了村民的逃生路了！”

　　突然，“轰”一声巨响，整个村庄顿时地动山摇。山体滑坡了！一刹那，山洪夹着泥石倾泻而下！

　　“文国，快回来！”毛能定冲着毛文国大喊。但为时已晚，就在毛文国打开车门，刚刚坐进驾驶室，一股巨大的泥石流汹涌而下，飞快地向毛文国的车子砸去。顿时毛文国连车带人被冲入奔腾的石门溪中，瞬间不见了踪影。

　　毛文国被山洪冲走了！噩耗通过电话手机，迅速在石门村传开。人们的心揪了起来。

　　毛杏孝、徐孟浓，两位身患重病十多年的老人，擎着一盏煤油灯，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前行。风一次次吹灭灯火，毛杏孝一次次用打火机点亮。就这样，一步一挪，他们执意要到菜市场边去寻找文国主任。

　　黑暗中，村民们在心中默默祈祷：文国主任大难不死，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１０日凌晨，雨小了。几百名村民等不及天亮，冒着雨，打着手电，沿着溪流，一路寻找。

　　“文国，文国……”他们深切而焦急的呼唤在山谷中一遍又一遍回响。

　　１０日中午，毛文国的遗体在离石门村１５公里的溪水里被发现。

　　大山的儿子，带领乡亲们创新创业，挺起如大山般坚毅的脊梁

　　“何必玲珑说太湖，天然森列多奇石。石门倩影最难摩，隔岸人家若画图。”距溪口镇中心十多公里的石门村，茂林修竹，风光旖旎。在毛文国眼里，家乡是天底下最美的地方，他的家里，办公室里，甚至是笔记本上，都贴着石门村的风光照。

　　但这个有着１２８０户人家、３３００多人的山村，却是溪口镇人口最多、面积最大、集体经济最薄弱的行政村，是市级贫困村。

　　２００５年，退伍军人毛文国担任并村后的第一届石门村村委会主任。当时，村里负债２．５万元，集体经济只是靠微薄的房租收入维持。毛文国暗暗立志：要用自己的努力，和村支书毛方表等一班人一起，创新创业，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

　　要想富，先修路。高石公路总长４．８公里，是石门村几个自然村之间最重要的通道，村民们运毛竹、送山货，都要走这条路。但长久以来，这条沙石公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进出的车辆经常陷在泥里动弹不得，村民们意见很大。

　　毛方表回忆说，２００７年，经过村两委会的积极争取，市里决定重修高石公路，总投资额４００多万元。毛文国就像一台开足了马力的机器，投入到这条路的前期工作中。施工会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不便，毛文国就挨家挨户做工作，把村民的要求一项项记录下来，及时向上级部门反映。他通情达理而又耐心细致的工作也让村民们更加支持修路工程。路快修完时，细心的毛文国还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落实了公路每年７万元的维修费用，保证公路正常运行。如今，高石公路像一条白色的绸带蜿蜒在石门村的青山绿水之间，成了村民们的致富路。

　　在毛文国担任村委会主任的四年间，他先后和村两委会干部一起，为村民们修了四条路，总长近１５公里。这些公路，大大缓解了村民的出行难问题，同时促进了村里旅游业和毛竹制品业的发展。

　　根据自己办厂的经验，毛文国认为村民要真正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必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发挥利用好自然资源。在他和村里一班致富人的带动下，村里办起了十多家毛竹深加工企业，搔痒耙、竹筷子等产品远销海内外，村民的毛竹足不出村，就可卖得一个好价钱。毛文国还和其他村干部反复研究酝酿，谋划农家乐、古村旅游、农家菜馆、高山茶叶等能帮村民致富的路子。就在他殉职那天的下午，他还和在外地搞房产的毛贵龙讨论发展农家乐项目。

　　针对村里可用资金少，但人脉资源丰富的特点，毛文国东奔西跑，密切联络石门村籍企业家等优秀人才，通过浓浓的乡情乡谊，不仅征集到了一批村庄发展的新点子、新思路，还为发展建设募集到了一笔宝贵资金。

　　在经济上带领群众致富的同时，毛文国还与村干部一起致力于改变村容村貌、改善村民生活。改变村容，从农村改厕开始。但要让山农改变根深蒂固的习俗，拆除自家简易厕所，比登天还难。当时，毛方表的新家搬到离村１７公里的镇上后，毛文国便揽下了这根难啃的骨头。订规划、跑资金不说，挨家挨户、没日没夜劝说村民拆厕不说，单是公厕选址，毛文国不知受了多少冤枉气，挨了多少骂。现在６座生态公厕建好了，引厕入户的村民多了，村里再也闻不到臭气……

　　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２００８年，毛文国高票连任石门村村委会主任。如今的石门村展现出新农村的风貌：一座独具特色的村牌楼矗立在村口，４个高山自然村的村民走上了水泥路，露天菜市场换成了拥有６间房子的水泥地坪新菜市场，偏僻的小山村引进开发了竹乡漂流，改建了４０００多平方米的两个健身娱乐场……村民满意了，可毛文国却走了。

　　在他的追悼会上，村民们自发地去送他。他们有的在毛文国的遗体前点上一炷香，有的深深鞠躬，有的默默肃立。看到挽联上写着“为抗洪捐躯名垂千秋，为村民造福德传百世”，村民们说：“文国没有走，他的魂永远留在石门，留在我们心里。”

　　大山的儿子，对每一位父老乡亲，饱含着如大山般深沉的情感

　　石门村的壮劳力，大多已经外出，留下的大多是老弱病残的村民。对他们，毛文国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态度温和，有求必应。

　　村民毛康达今年８３岁，是一位退休教师。老人２３年来坚持义务为村里出黑板报。毛文国每次碰到他，总会问他身体好不好，提醒他抄黑板报要特别小心。有一次在路上相遇时，毛康达无意间说起自己头有点痛，想到奉化医院去看一下。没想到，第二天，毛文国就开着车接他到了奉化中医院。

　　徐杏孝患肺气肿十多年了，妻子徐孟浓又不幸得了癌症，夫妻俩生活陷入困境。当时，村里扶贫救济款指标早已用完。听说徐杏孝没钱看病了，毛文国送来了５００元。事后徐杏孝才知道这钱是毛文国自己掏的腰包，要退还给他，毛文国非但不肯收，在徐孟浓做放疗时，他又掏了１０００元钱。两位老人过意不去，毛文国笑了：村里人不都是一家人吗？

　　看到村里人看病难，毛文国念念不忘的是提高村卫生室的水平。去年１０月１６日，告别阴暗、潮湿的老房子，石门村卫生室在新址开张：场地大了，设施齐全了，药价便宜了，村民们赞不绝口。“这离不开文国的奔波。”卫生室医生毛雅明回忆道，去年８月的一天，毛文国说市里正在试点建设村社区卫生服务站，他要为石门村争取一个名额。名额到手后，由于经费有限，毛文国又从一位熟人那里“讨”来了３万元。卫生室开业之前，大到电视机、冰箱、空调，小到输液椅、药架子，他都自己开车去买来，就连输液室、治疗室这些牌子也是他帮忙钉上去的。

　　村民的大事小事，都是毛文国的心头事。金竹地自然村有１００多户人家，村内的路灯照明条件一直较差，一到晚上，村民出行就很不方便，毛文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一位姓毛的民营企业家全额出资一万多元，装了２０盏路灯。今年五一节前，毛文国好不容易抽空在家修机器，一位村民告诉他长龙头村的轧粉机基架坏了，不能轧粉了。山里人有在节假日轧粉做点心的习惯，毛文国立刻放下家中的事，把基架拉回家中，连夜修理焊接，第二天一早送到了长龙头。村民们都说：“毛文国为人很和善，一点架子也没有。村民有事情找他，他都当自家事一样办。”

　　而最让毛文国牵肠挂肚的是村里的困难群体。毛文国分管民政工作，他家里有一块写字板，上面记满了电话号码，其中大多数是村里困难户家的。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三份表格：低保户７６户８４人，困难户百余户３７５人，残疾人９８人，人数之多，居全镇之首。谁家有了困难，谁的低保费增加了……这些看上去鸡毛蒜皮的事，他却了如指掌。　　

　　２００６年正月初九，毛文国不放心长龙头村低保户的生活，让弟弟开车一起来到长龙头村。

　　在慰问山脚下的一家低保户时，低保户提出，女儿送了两只大烟花，但自己舍不得用，能不能帮着卖掉？毛文国二话不说，以每只４５０元的高价买了下来，比市场价整整高了一倍。临走时，毛文国还掏出２００元给两位老人，嘱咐他们保重身体。弟弟被感动了，也掏出２００元。

　　因为住户太分散，当毛文国走完长龙头一个自然村的低保户时，一天时间已经过去。体谅哥哥的辛苦，第二天，弟弟为毛文国购买了一辆二手普桑。从此，这辆车成了村民们最熟悉的车。石门村几乎每一个困难群众都坐过这辆车。

　　长龙头村７２岁的老党员竺宝菊多么盼望能再见到这辆车。竺宝菊有五个儿女，其中四个先后患上怪病，下肢不能走动。２００７年，二儿子毛克坚也犯病了，竺宝菊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

　　那天中午，毛文国来了，看到桌上放着一碗咸菜汤，一碗咸笋，笑着“讨饭吃”。母子俩又是惊喜又是为难。毛文国却吃得津津有味。他边吃边对竺宝菊说：“阿婶，别担心，我已经向镇里要求给你们做低保了。生活会好起来的。”他又转头为毛克坚倒上米酒：“你生病也是没办法，人和人都是平等的，你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

　　毛克坚说自己永远忘不了在人生的最低谷，毛文国的鼓励像一股清泉滋润了他的心田。一个月后，毛文国到镇里为他们母子俩办好了低保，还为毛克坚刚考上大学的儿子申请了寒窗基金。此后，每逢过年过节，毛文国都会驾车走四十多分钟山路，来看望他们，给他们送上慰问品。他的关心照顾，点燃了母子俩生活的勇气。如今虽然依旧清贫，但他们选择坚强面对。

　　毛文国去世的消息传来，最难受的是村里的困难户。毛克坚敲着自己的残腿，痛哭失声：

　　“不如让我代文国主任去死吧！”

　　５３岁的毛水荣跛着脚走了十多里的山路赶到殡仪馆，他要为毛文国送最后一程。“每次看到文国，我就感到特别亲切。以后，我再也看不到他了……”毛水荣的泪水夺眶而出。

　　这些天，毛康达把报纸上刊登毛文国事迹的文章都剪了下来，张贴成册。封面上还贴了一幅毛文国的遗照，边上写着“黑色的八月，红色的党员”两行大字。

　　大山的儿子，舍小家顾大家，荡涤着大山般博大的胸怀

　　石门村有６个自然村、６０多个村民聚居点，纵横相距十多公里，散落在１４．５平方公里的高山上，山势陡险，道路崎岖，要走遍石门村，得花上两天时间。毛文国的双脚踏遍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自从当了村委会主任，毛文国每天早上六时出门，晚上七八时才回家。不是在村里值班，就是到各村去办事。这几年，村里的集体经济、农民的人均收入都提高了。毛文国家的厂却因为他无暇料理越办越差了。

　　在他当村主任之前，他家的竹产品加工厂每年能产生十万余元的利润，职工有近２０人。当了村主任后，毛文国整天忙于公务，工厂的事都推给了妻子。可是一个女人家，机器不会修，原材料背不动，管理有难度，打电话给毛文国，他却总是说：家里的事再急也是小事。尽管做外贸的弟弟给他的竹产品收购价每个比市价要高出一毛钱，而且订单也源源不断，但毛文国的厂却每况愈下，从２００６年开始，这个厂每年都要亏损三四万元。近几年，女儿毛丹丹上学的学费、生活费都是叔叔给的。

　　公与私，在毛文国眼里有特别的定义。他的车是私车，却总是公用，是村里著名的“便民车”。他只要开着车出门，看到路上有需要搭车的村民就一定会停下来带上，遇到特殊情况，村民来找他，他也总是二话不说开车为村民服务。有一次他出门办事，车已经开到离村２５里外的许江岸村，这时，有人打电话告诉他，村民毛信光在山上砍柴时不小心扭伤了脚，需要送到医院去治疗。毛文国马上调头回到村里，把毛信光送到奉化中医院治疗。

　　这辆“便民车”却一点也没有为家人带来方便。毛丹丹在宁波工作，回一趟家得转三次车。溪口到石门的班车少，经常等不到，给毛文国打电话，他总是抽不出时间。今年６月，毛文国母亲突发脑梗塞，打电话让他送到医院去，但他正在宁波与市环保局商量建生态厕所的事，走不开。毛文国的朋友们都说，文国的私车比公车还要“公”，家里的事一点派不上用场。

　　在毛文国的眼里，村民是第一位的，自己是第二位的。毛文国的家一底一楼。楼上是卧室，墙壁斑驳，家具陈旧，地上铺的塑料地毯已经破损。楼下用玻璃隔成厨房和客厅，客厅的墙壁却粉刷得白白的，墙上挂着家里唯一的空调，地上铺着光滑的地砖。最特别的是，在这个不到１０平方米的客厅里，沿墙放着十多张凳子、椅子。“村里人在办公室找不到爸爸，就喜欢到家里来找，家里常常变成村民接待室。”毛丹丹说。

　　在他的家里，一台已经“罢工”的传真、复印一体化的传真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毛丹丹在整理父亲遗物时从他的办公室拿回家的。毛丹丹说，这台传真机当时是叔叔买给自己的，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拿到村里去免费给村民使用。父亲告诉她，村里没有复印机，村民办个证明什么的，需要到镇上去，单是路费来回就要１０元，这对于石门村许多村民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作为一个村干部，手中多少有些权力。但在村民眼里，毛文国从来都不谋私。村里搞漂流项目要用地，一位村民既不要补偿也不肯卖地，听说这个村民是弟弟的朋友，毛文国就动员弟弟上门做通工作，终于搞起了漂流。几个月后，村里要装修办公室，弟弟找到毛文国：他的另一个做油漆生意的朋友想承包这个项目。毛文国却说：承包项目要招标的。最终，装修项目通过竞标，承包给了外地人。

　　有过埋怨，也有过指责，但毛文国去世后，村民对他的那种深情，亲人们释然了，理解了，也衷心地为他骄傲。弟弟毛云国说：“哥哥为村里事走了，村里人都感激他，家里人都为他自豪。”

　　在部队当兵的儿子毛顶仿佛一夜间长大了。有人问他，父亲在他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形象。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