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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黑社会
上世纪90年代初，重庆正处在开放力量和谨慎力量对峙的阶段。“当时重庆市委的意见是放开一点，特别是娱乐场所，还有宾馆等服务业，开的尺度大一些。但是市公安局的领导比较保守谨慎。因此，重庆90年代初还是只开放了大宾馆，不允许搞小旅馆。宾馆的旅客登记簿，每天都要送市公安局。”一位解放后就在重庆市公安局任职的老警察告诉本刊记者。
但很快治安上的谨慎防线就被突破了。“直辖前，重庆是一个财政非常困难的城市。以编制最大的公安系统为例，90年代初，重庆有1万多名警察，一年只有200万元经费。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境，重庆开始买卖城市户口，4000元一个人。”这位警察说。重庆于是开始了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他们没有城市谋生需要的技术、资金，没有固定职业和计划，带着一身力气和一根扁担，就盲目进入城市，没有生活着落。为了容纳这些人，不得不开放小旅馆。”市委发展经济的要求，也在挑战重庆公安管理城市的能力。“在市委领导的要求下，最先放开的是跳舞，歌厅和舞厅也开始兴起。市里面还要求公安局为了经济发展，放松盘查尺度，五星级和四星级宾馆都不查了。”这位警察说。
此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十余年，中国的民间消费沿着吃、穿、家电、出行这个链条转移，民间财富的增长路径也循着消费点的转移而变化。90年代初，摩托车行业迎来了春天，“一直到1997年前，摩托车行业都供不应求，重庆刚好抓住了这个消费爆发点。”重庆现代摩托车研究所所长向精华告诉本刊，“重庆有不少兵工厂，转型生产摩托车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摩托车产业的特点是，每辆车需要上千个零部件，但生产每种零件所需要的资金不大，要求的技术水平也很低，这带动了大批民营零件企业的生长。”这些在摩托车产业的各个价值点上获得财富的人们，成为重庆民间第一批富起来的人。“他们勤劳，但文化素质不高，对于钱财的迅速累积并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什么理想。突然获得的大量财富，一方面用于机械地重复生产，扩大产能，另一方面就用于物质享受。当时的‘摩帮’聚会就像是名牌展览的时尚大会。”向精华说。
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是国内第一批研究黑社会的学者，他告诉本刊记者，黑社会是一种经济动物，具备两个产生条件，一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利益，一是大量城市贫民和盲目进城的农村人口。前者是黑社会的产生的经济动力，为地下赌场、高利贷等非法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后者则成为黑社会的盘剥对象和马仔资源。90年代初的重庆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文强在这个背景下来到重庆。刚到一个更高层级的权力系统，文强显得很恭敬，他称呼局里的老领导为“老人家”，并在警力不足、案件多发的情况下，表现出了自己在刑侦方面的才华。汪力参加过一次文强主持的刑侦方面的讨论会，感觉他谈业务时“说话简洁，显得很自信”。据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文德搞敌情出身，懂侦查业务。他也认可文强“肯钻研，分析案情能说到点子上”。刚到重庆两年，文强领导的刑侦队伍破获了两起全国闻名的大案：1992年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一位老警察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90年代，重庆的刑侦力量在全国排前几位，丝毫不逊色于广东等大城市。
但文强酒后滋事的事情又再次发生。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一次在渝中区喝酒，文强大醉，和渝中区的一位领导在酒桌上打起来了。市局局长让机要秘书把文强叫来训话，局长办公室在三楼，他走到楼下大厅就睡着了。
除了嗜酒，文强还表现出和黑社会打成一片的江湖气。王平、王渝南被认为是解放后重庆第一代黑社会的代表。在汪力的研究里，“二王”还属于黑社会最低级的阶段：“他们只能从地下赌场、放高利贷等明显违法的行业中获取收入，没有经济社会中合法的实体公司。”文强和王平交往甚密，坊间广为传播的一个事例是：他高调参加了王平女儿的生日宴会。一位熟悉文强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搞刑侦的人和黑社会交往的情况有两类，一是从工作出发，回到工作，同流但不合污。另一类是从工作出发，慢慢以无原则对原则，然后将这种交往变为牟利的工具。文强属于后者。”
1996年12月，重庆朝千隧道发生枪战，王平涉案。此后在警方严密布控下，王平仍然逃离重庆。2001年，公安部开展第一次全国“打黑”行动，王平成为A级通缉犯。当时文强被公安部找去谈话，讯问他和王平的关系，文强的解释是培养“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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