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一个甲子的时光，年过九旬的童玉才说起年轻时的妻子来依然两眼放光：“她样样比我强，书读得比我多，还会打球，抗战时期还演过话剧……”
接触久了，他还慢慢了解这个漂亮女孩鲜为人知的过去：曾是进步女学生，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四明山搞地下工作。1940年被日寇逮捕。在日本人监狱里，受尽了严刑拷打，浑身伤痕累累，可她从不屈服。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她才被释放。
“我为了打鬼子，参加了共产党。抗战胜利了，我不希望打内战。”孔雪梅与童玉才的想法不谋而合。
1948年3月8日，他们结婚了，人们笑称这是“国共合作”。
第二年，宁波解放了，夫妇俩离开了县政府，寻找新的出路。他们响应军管会的号召，办企业恢复生产。童玉才记得，妻子拿出了所有的金银首饰，买了4辆织布机，雇了5个工人，开了个小小的织布厂。
这不是做生意的好时机，1949年夏天，蒋介石的飞机还不时在宁波上空盘旋，江厦街被炸成一片废墟，飞机的嗡嗡声挑动着每个人敏感的神经，没有人敢出来逛街买东西，他们的布厂只能晚上开两个小时，根本没有生意，两三个月就支持不下去了，很快关门大吉。机器卖了折了工人的工资，他们一无所有了。
接下来，他们回乡下小学教书，但没多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因为参加过国民党的“污点”，他们被剥夺了教书的资格。不得已，童玉才只好操起自己的老本行，到宁波卖米营生。他们的生意还不错，每个月能赚40来元，夫妇俩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但好景不长，童玉才的老母亲去世了，独居乡下的老父亲没人照顾，于是他又说服妻子回乡务农。
兜兜转转，一切又回到原点，好像他从来不曾出过这小山村。
童玉才说他不介意，田园生活也挺好。
只是，好日子不长。
4
那是一个“碰不得的伤口”
文革开始了。
童玉才被送到茶场劳动，而身为“反动派妻子”、“说不清历史”的孔雪梅，天天挨批斗。
那是很多人无法忘却的日子。
童玉才见过妻子被批斗时的样子：双手被绑在身后，头俯得低低的，像一架眼看快要触山的飞机头。她痛苦而吃力地维持这个姿势，脸被涨得发紫，一跪就是10多个小时……
可怜人那么瘦，怎么坚持得住？夫妇俩商量着，偷偷在膝盖下绑了点棉花，这样跪起来不那么疼。但很快就被发现了。
“让你投机取巧，剃头，反省！”孔雪梅被揪住，一头乌发被强行剃去。
也许是被打伤了，也许是积郁成疾又受了屈辱，急火攻心，一口鲜血哇地吐了出来，她晕了过去……
两天后，心力交瘁的孔雪梅回到家，曾想偷偷自杀，所幸被儿子发现，将毒药抢了下来。“不能就这么死了，否则她这一辈子都说不清了……”在家人的劝说下，孔雪梅重新鼓起了生的勇气。
之后，童玉才听妻子讲起一些原本打算隐瞒一辈子的事。比如，刚解放的时候，孔雪梅曾在大街上遇到她的入党介绍人朱之光。朱之光很激动，说四明山的新四军地下党家属没有一个受到日寇和伪军的迫害。这说明雪梅在狱中没有叛变革命，他要给她作证，并介绍她去余姚区任党支部书记。可是，当他听说雪梅找了一个国民党军官结婚时，脸色就变了。
看到妻子的眼泪，童玉才也不禁悲从中来。他第一次怀疑自己的选择：当初两人的结合是不是一个错误，是不是害了她？
人生无法重新选择，也不会有假设。
后来，夫妇俩很少再提及以前的事，那是个碰不得的伤口，一不小心触碰，都是钻心的痛。
而在大儿子的记忆里，他从小就生活在父母的阴影下，甚至一度背上了“反革命的儿子”的骂名。小学毕业，他尽管考了学区第一名，但最终还是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小小年纪就开始扛起锄头下地干活。
文革结束后，孔雪梅被平反，夫妇俩一直过着普通的农民生活。1995年，孔雪梅开始享受离休待遇，但仅仅3个月后，她就因病去世了。
至今，童玉才对所谓的待遇看得很轻。他所想要的，就是承认和尊重。老人耳朵有点背，能在他耳边大声叫声“你是抗战英雄”，他就笑得像孩子一样开心了。大笑时爆出的一条条血管，扯得脸上的皱纹也在剧烈颤动。
如今，老人虽然已经92岁高龄，但他身板硬朗，一个人烧菜做饭，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他的书桌下面压着一张作息时间表，早上5点起床，晚上9点熄灯，一日三餐、读书看报、早祷晚祷、书法、收看《新闻联播》等等，都有明确的作息时间。
现在，他每个月有600多元的生活补助。他说，有“黄埔同学会”的补助，偶尔还有统战部的慰问金，加起来够用了。
他每天看报，刊登把原国民党老兵纳入社保消息的那张报纸，被他叠得整整齐齐：“以后可以拿给老太婆看，国家承认我们喽。” 本版文字记 者樊卓婧程 鑫本版图片 记者 戚颢 崔引 实习生李 琼金越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