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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岁高龄离去的老人，给他身后的喧嚣世界还遗留了若干命题。
在其生前，无数人因为各种利益纷纷汇聚他身边，他仙去后，关于他的利益争夺还只是刚刚开始。
文 本刊记者兰燕飞
7月的北大因为季羡林的离去而不复平静。
据北大治丧委员会不完全统计，从7月12日北大百年纪念讲堂为季羡林先生设立的灵堂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以来，每日前来悼念的人都在3000人以上。人们面色凝重，胸前别上一朵小白花，向灵堂正中季羡林先生的遗像深深鞠躬，有的女孩子则眼含泪花走出灵堂。
季羡林先生致力于学术研究的清苦一生；高龄时却无亲人在身边的寂寞一生；毕生研究的学术部分后继无人，及去世后悬而未决的遗产纠纷，无不让人唏嘘不已。
这个以98岁高龄离去的老人，给他身后这个喧嚣的世界留下了众多的命题。在其生前，无数人因为各种利益纷纷到他身边，即使他已仙去，关于他的利益争夺或许还只是刚刚开始。
季羡林的最后十年
7月15日，季羡林独子季承在电话里对本刊记者说：“等季羡林的事过去后，我们再谈。”
他始终没有称呼过季羡林一声父亲。
去年秋天，季承回到季羡林的身边，此前，他们已有13年不曾相见。与此同步的，是一场“字画失窃”风波。
这场风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把北京大学推到了漩涡的中心。“软禁”季羡林甚至“盗卖藏画”等种种说法出台，矛头直指北大。经过若干媒体的渲染，再加上有新华社记者唐师曾佐证，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如果说此前季羡林带给北大的都是光环的话，那“藏画流失”风波则让北大陷入了不道德的诸多质疑中。
但随后《南风窗》记者的调查认为，是有人经过精心设计来到这位学术名宿面前，利用他因年老体衰而有视听等多重功能障碍的困境，假他之手一连炮制出“北大软禁”、“字画失窃”等数起闹剧。
7月13日，北大百年讲堂季羡林灵堂前，一位北大老师肯定了这个说法。他同时指出，跟随闹剧一同出场的“总导演”和推波助澜的人，都是季羡林身边的亲人和弟子。
北大始终不肯正面回应季羡林藏画流失风波中的诸多疑点。北大的工作人员则称，这是因为该事件过于复杂，其中牵涉到季羡林先生复杂的家务事，因此不便向外人说。而媒体则根据自己的采访指出，所谓的“家务事”即季承在13年后回归父亲身边的同时，掀起了一场关于追讨季羡林遗产的“战事”。
自2002年10月份起，季羡林因为身体状况不好住进了301医院的高等病房，这一年，季羡林已经91岁高龄。常年陪伴在他身边的，是跟随了他几十年的秘书李玉洁，一个姓方的保姆，还有他的学生们。2006年，李玉洁突发脑溢血生病，季羡林开始由杨锐照顾。杨锐后来因此卷进“藏画流失”风波，备受质疑。
季羡林的最后十年，既是他社会名望不断攀升的十年，也是最孤独的十年。
有记录显示，1995年是季羡林孤独生活的开始，这一年儿子季承与其决裂，此后13年不相见。作为一位高龄老人，他的婶母、女儿女婿、夫人一个个故去。唯一的独子也因各种“不便说”的缘由离开他身边。“他开始沉默，话越来越少 ”，了解季羡林的李玉洁说，每个人都知道，老人心里是有痛楚的，但他从来不说，他只是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工作中。
“他其实就是个闷葫芦。”北大东语系教授高鸿是1995—1998年跟随季羡林学习梵语的博士。季羡林住进医院前，他一直跟随在老人身边。高鸿告诉本刊记者，季羡林虽然以高龄在学术界闻名，但他却并非性格开朗之人，“他什么事都喜欢放在心里，也不找人说。”
晚年的孤独使季羡林提笔写下了大量的文字，几百万字就是在这种悲伤中完成的。“他把他所有的心思都写进了文字里，我们每年读他写的那些文章，都能深刻领悟到老人心境的变化。”高鸿说，这是季羡林抒怀的一种方式。季羡林也在此前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我每天都要写，一天不写东西的话就像犯了罪一样。”
也有人顾虑着老人的孤寂。跟随他多年的李玉洁为季羡林安排过很多的活动。“季先生晚年参加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她揽来的，也是想让老人感觉热闹一些。”高鸿说，而季羡林本人又是一个不善于拒绝的老好人。后来社会对他的一些微词也大多因此而起。
亲情背后的抢夺
1911年出生于山东清平县康庄镇官庄一个贫穷农民家庭的季羡林，在很多文章里都提到了他的故乡。有着浓重故土情结的季羡林在晚年常常为家乡人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很少拒绝家乡人的要求。
晚年季羡林作《我的童年》里写到，呆在母亲身边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而因为家境贫寒，季羡林过继到身在济南的叔叔家，此后便离开了故乡。季羡林在他的文章里写道：“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
对家庭有着深深依恋的季羡林大概连自己都想不到，他的晚年也如同他的母亲一样，要忍受至亲不在身边的痛苦。
季羡林与儿子季承的隔膜一直存在。1929年，季羡林应媒妁之言迎娶了彭德华，于1935年在山东生下季承之后，随后即抛妻别子、远赴德国。直到1946年，季羡林方始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但并没有迅速回家探望。上世纪60 年代，季羡林才将一家人正式接到北京。幼年的分离使季承对父亲有一种陌生感，后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承认，即使他后来回到季羡林身边，也只是“表面上很好”，的确存在“不和谐”的地方。
季羡林与季承的父子关系之僵是圈内人所共知的。当季承因季羡林与北大交恶的时候，北大则表示，因为不方便参与季羡林的家事而采取回避态度。
高鸿透露，自1995年之后，季羡林身边的亲人越来越少，而与儿子季承的矛盾则成了让老人最为痛心的根源。他公开对学生们说，自己的东西一点也不想留给季承。2001年，季羡林与北大签署捐赠协议，把所藏图书、字画、文稿等全部捐赠给北大图书馆，建立季羡林工作室。
但就在2008年，借“藏画流失”风波回到季羡林身边的季承，很快就持据称是父亲出具的纸条向北大提起了财产诉求，其中包括季羡林在2001年通过正式协议捐赠给北大的那一批藏品，据了解，对于这些捐赠，季承从来持反对意见。 2006年，季承曾致信北大，表示季羡林的一切捐赠都是不合法的，他无权捐赠，“按照法律，我们家的东西就应该是我的，不存在争夺一说。”面对重新找上门来的季承，北大公开表态，这些公益性捐赠都是季老早年和北大签署过协议，而且季羡林本人并没有向北大表示过有反悔捐赠协议的意向。同时，这笔捐赠不是一般性赠予，是严肃的公益性捐赠，具有特殊的法律效应，不能因为反悔而作废。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北大的合法权利也依法受到保护。
如今，季老故去，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更让其身后的遗产归属成为一个疑点。但季承声称自己已经拿到季羡林亲笔所写的“全权委托儿子季承处理一切事务”的纸条。
家财的归属还只是抢夺季羡林遗产的一小部分，更大一部分的争夺来自学术界。
北大“遗产”
北京大学是一个古老却又永远年轻的学府。晚年的季羡林在北大接受香港某电台采访的时候，反复提到在这里工作“ 没感觉自己是老人了”。
被称为“一院”的北大东方文学研究中心里，有季羡林曾执掌的东语系。传统的四合院式建筑模式，推开院门，幽深的古意扑面而来。院子里两棵银杏树浓重的树荫遮住了夏日的炙阳。根据文献资料记载，1946年季羡林经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推荐到北大任教。季羡林因此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中国系统培养梵文巴利文人才的单位，只有北京大学。目前中国的梵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从20多岁到60多岁不同年龄级别的基本不间断的工作梯队，在梵文语言和文字研究、梵语文学理论研究、古典文献翻译、印度古代哲学和医学研究、贝叶经释读和研究、梵文铭文释读和研究、梵汉佛典对勘等方面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不断有论文和书籍面世。
梵学研究领域颇有生气，人才济济且后继有人，是季羡林留给北大的有形“遗产”之一。
没有人怀疑过季羡林与北大不可分割的关系。季承后来情绪复杂地说季羡林，“他是公家的人，他是北大的人”。而对于北大而言，拥有季羡林意味着拥有很多，即使失去季羡林他们依然拥有很多，季羡林已经成了光耀北大门楣上的一颗星星。
晚年季羡林请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三顶桂冠，他在《病榻杂记》中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98岁的高龄，50多年的从教生涯，桃李满天下、弟子三千都不足以囊括季羡林的门徒。他留给弟子们的除了12 00万字的著作，还有作为“北大一盏灯”的永不熄灭的精神之火。
唐师曾在他怀念季羡林的一篇文章里回忆了一件小事：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一个研讨会上，一个社科院的先生站起来发言，说我是研究员，是高级知识分子。轮到一个穿蓝中山装的老者站起来时，他谦逊地说，“我是北大的教员，我叫季羡林”。偌大的会场顿时哑然。
季羡林曾经对他的弟子们说，要耐得住寂寞。耐不住者，其学必流于肤浅。致力于梵文与巴利文等冷门学术研究的季羡林，尽管其学术成就在国际社会都享有盛誉，但他仍然声称自己只是“做了一点事情”。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季羡林在学术外的光环或阴影，他所代表的那个学术时代毫无争议地已经成为历史。
在很多北大人的记忆里，季羡林只是那个穿蓝中山装，别英雄钢笔，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的慈祥老人。
季羡林的弟子葛维均说：“我所期望的，只是我们这个世界也能宽厚待他，像他对待所有到过他面前的人一样。”他以自己勤于治学和谦逊求真的品格影响了无数的人，却也无法逃离“寿则多辱”的魔咒。
7月15日，北大朗润园13公寓，一位来自四川大学的年轻学生默默站在门前，凝望那扇已经陈旧发黑的窗户，窗后空空如也。公寓前的池塘里，季羡林亲手种下的荷花还在盛开。
【年谱】
1911/8/6 ●季羡林出生在山东省清平县康庄镇官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1917 ●到济南读私塾。
1929 ●与彭德华结婚。
1930 ●同时考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3 ●有了女儿婉如，1935年有了儿子延宗。
1934 ●到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
1935 ●到达柏林。10月31日，被分派到哥廷根大学。
1941 ● 1941年，以论文加口试四个“优”的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
1946 ●回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1952 ●与北大的陈岱孙、翦伯赞、冯友兰、王力等28名教授，被评为一级教授。
1956 ●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73 ●翻译《罗摩衍那》。
1978 ●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1981 ●开始写作文化交流史著作《糖史》。于1998年完成。
1998 ●出版了《牛棚杂忆》，对历史进行反思。
2007 ●出版《病榻杂记》，请辞“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的称号。
2009/7/11 ●上午8时50分，病逝于北京301医院，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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