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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涤明 作者文集 许家印委员日前在小组会上语出惊人：当前我国房价有五大交易成本，具体包括建筑成本、房企管理成本、土地成本、各类税费和企业利润。我国房价之所以被抬高和后三大成本不断飙升有关，目前这三项成本占房屋交易价格的80％以上。（3月4日 新华网） 过去一谈到高房价，房产商暴利总成千夫所指，现在看来，除了房地产商业暴利外，房价中还隐藏着更大的“体制性成本”——地价、税费。 早在两会前，其实就有专家谈到过“体制性成本”这一概念——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认为，房价真实的水平实际上就是剔除掉房地产价格中的暴利，这个暴利包括政府土地出让金和开发商的暴利。 由此看来，降房价实质上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正如许家印委员所说，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地方政府与企业三方都要让利。国家让利，就是中央政府应该从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体制上做一些文章：中央要让利于地方，地方政府才可能具备让利于民的条件，进而为改革地方土地出让金制度、减轻土地财政依赖症创造基础。 地方让利，则要求地方改变卖地生财思路，切切实实发展地方经济。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出卖土地，一种情况是有些地方税收确实捉襟见肘，因而不得不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另一种情况是，即便地方经济宽裕，在预算外财政体制下，土地收益支配起来却更为方便，比如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等，这就大大刺激着地方政府卖地生财、增加预算外收入的积极性。而且，地价和土地供应量与房价水平成正比，房价越高，土地拍卖的收益也就越高。难怪，长期以来有些地方政府积极维护高房价。 此外，一些名目繁多的行政事业收费也增加了这种“体制性成本”。当前一些地方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有的部门甚至依赖收费运转。收费养人也是一个体制性问题，而由此产生的体制性成本间接转移到了房价上面。 商品房开发，国家不可能不收税，土地也不可能无偿供应，然而在百姓住房难问题较为突出、短时间又无力提供足够保障房的情况下，把六七成的体制性成本压在购房者身上，显然太重。既然提倡房地产市场上健康发展、房价回归合理价位，那么在鼓励房地产商降价促销的同时，自然也就不应允许这些“体制性成本”的长期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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