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太阳底下最有意义的事业
赵亨文（市政协常委、香港宁波同乡会会长）
１９８４年８月，邓小平发出了著名的“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一些海外宁波人陆续开始踏足家乡。
１９８５年，父亲赵安中的小学同窗包玉刚先生回宁波参加宁大奠基仪式，期间与当年的老同学们见面。少年同窗白首重逢，既万分高兴，又为当年就读的中兴学校停办感到惋惜不已。包玉刚回港后立即找父亲商议中兴复校事宜，父亲本是中兴校友会的积极支持者，自然是极力赞成。
１９８６年６月，包玉刚、包从兴和父亲在杭州与时任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会晤，商定由在港的中兴校友包玉刚、邵逸夫、包从兴、叶庚年等人捐资一千万元港币，建造中兴中学，其中，父亲以我的名义捐资一百万。
在父亲看来，捐资办学也是一种投资，是一种没有金钱的回报，但却远比金钱的回报更有价值的投资，这是对未来的投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投入的是金钱，得到的是“希望”；投入的是现在，收获的是未来。这是太阳底下最有意义的事业。
从重建母校中兴中学开始，晚年的父亲把捐助祖国和家乡的教育当作自己唯一的事业，乐此不疲，一发而不可收。自１９８９年起，在父亲有生之年里，每年都有捐赠项目，其中最多的一年达到２０个。
父亲认为“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所以他把捐赠的重点主要放在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上。每次回乡，年迈的父亲不顾曾经患过癌症的残躯，忙于上山下乡考察教育和捐赠项目。从镇海团桥小学到宁海知恩中学，从四明山区到象山海岛，父亲的足迹踏遍了宁波的高山海岛、贫困乡村。
在宁波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基础教育有了很大改善后，父亲又把目光投向省内其他偏远地区，投身于国家的“希望工程”。在时任宁波副市长陈守义的牵线搭桥之下，父亲与民进中央开展了一系列合作，把他的希望之路延伸到了塞外、西南、东北和祖国的边陲１０余个省区。
还在宁大落成典礼时，包玉刚先生曾对父亲说：“宁波大学，我不过是开个头。安中兄，你宁大也做个项目吧！”对包玉刚的盛情邀请，父亲认为凭自己的学历和实力，尚不够资格，只能在农村和贫困山区“聊资点缀”。但父亲对有学问的人，特别对高等学府，有一种近乎诚惶诚恐的敬意。更重要的是，宁大是同窗好友包玉刚创办的，敬意之外，另有一种如对故友的亲切。
包玉刚先生去世后，由于当时国家和省市财力有限，宁大的进一步发展遇到资金上的困扰。对宁大的困难，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无论是作为一个海外宁波人，还是作为包玉刚的同窗好友，他觉得自己在道义或是感情上，都有一份责任，都应该为宁大做点事情。他回顾自己捐建“希望工程”的做法，觉得其中一条成功经验，就是由市、县配套，形成捐资人、市县乡镇、当地群众三结合的局面。宁大的扩建和发展，也应该争取省市的配套。父亲的想法得到包氏家族的极力赞同，省市方面也同意了父亲的方案。在父亲率先捐助两个项目的带动下，广大海外“宁波帮”人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纷纷捐助宁波大学。
从故乡团桥的第一幢“林杏琴教学楼”开始，到浙江大学“安中建工学院大楼”，父亲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罄其所有，甚至把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房产都卖掉，为祖国各地建造了一百四五十幢宽敞明亮的教学楼，可他自己住的还是三四十年前造的老式公寓楼。二十余年，一亿两千余万人民币的捐款，让他那些同是香港富商的老朋友也敬佩不已。
在父亲的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他对祖国和故乡的无限热爱。“自奉极俭，慷慨施人”，这是父亲的精神，也是老一辈“宁波帮”人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