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庆安会馆为核心的宁波航运文化：发现江东
2010年8月，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对大运河(宁波段)申遗预备对象进行现场考察。
12月8日，在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学会和浙江省文物局的支持下，我们在宁波举办了“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论坛”。
2011年5月，宁波永丰库遗址、庆安会馆、水则碑亭及浙东运河(宁波段)被初步确定为中国大运河申遗“立即列入项目”预备名单。
在经历了大概一年多的反复遴选与研究后，宁波段的申遗预备对象渐渐明朗起来。记得有一次国家文物局文保司副司长唐炜先生来甬考察，我向他介绍了这三个点的基本情况，建议将庆安会馆列为遗产点首选对象，得到了他的认可。理由也很明白，因为在以前上报的宁波“海丝”遗存众多名单中，只有位于海曙区鼓楼东侧的元代永丰库遗址，被专家明确认定。庆安会馆虽然与“海丝”有关，但它的建成年代在“海丝”遗产的年代下限之外，无法入选。而大运河遗产的年代下限相对宽泛，且庆安会馆地处浙东运河端点与“海丝”起航地航道交汇的三江口，具有明显的航运业文化特征。唐炜先生同时指出，要把庆安会馆周边相关的空间也作为遗产点的环境组成部分一并保护。于是，在接下来不算太长的日子里，庆安会馆与三江口正式成为宁波段申遗的唯一遗产点。我们重新定义了江东，发现了江东。
至此，我的主要任务和能做的事情似乎已经基本完成，但人皆有“爱屋及乌”与延伸思考的习惯。发现江东，关注以庆安会馆为核心的宁波航运文化，成了我和同道们不断探究与思考的新的视点。
实际上，发现江东的最好办法，还是读史料、看地图、比对寻找历史的空间。比如，当我们翻开修纂于民国年间的《鄞县通志》和那一套精湛的地图时，江东这一座“城外之城”的千年历史，仿佛就跃然眼前。
我们先来看1936年3月绘制的那张《鄞县城厢图》。
图的中间是不规则椭圆形的宁波老城，也是鄞县的城厢，环城长约9公里，面积大概有4平方公里。现在的鼓楼和公园路，就是当年的宁波府衙；现在的市政府，就是当年的鄞县县衙。当我们往城的外围看时，南面写着“南郊”，西面写着“西郊”，华美医院以北的姚江西岸保丰碶一带写着“北郭”，但在姚江的北岸，写着的不是北郊，而是“江北岸”，奉化江的东岸，写着的也不是东郊，而是“江东”。
对于江北岸的习称，我有一个不一定准确的猜想：可能是因为宁波开埠后，那一带的开发建设和形成的区域，都与江的沿岸有关。在1958年因为姚江大闸建设而改变那一带的余姚江水道前，江北几乎是一个被一面甬江、两面姚江包围着的狭窄的三角地，缺乏淡水，成规模的农业是不可能的。能够利用的，就是那一段被江水冲刷淤积较少的甬江凹岸，在技术条件成熟的近代，当作码头港埠用地是最合理的，这就跟上海的开埠区外滩一样。在上海的地方志里，上海老县城北侧黄浦江外侧的滩地叫“外滩”，里侧的则叫“里滩”。宁波江北没有那么大的“滩”，于是就叫个“岸”吧。
那么“江东”呢？显而易见，那里的发展早已不是“郊”的概念所能够包含的了。我们在1936年的民国地图上，大致计算了那个时候江东已经建成的街巷面积，估计1.3平方公里左右，是宁波老城的三分之一，俨然已是一处没有城墙的城外之城。它的起步几乎与明州城的建设同步，我们把这一历史的时间节点确定在了一千多年前的公元823年。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宁波的《文化名城特色》的文稿(见《宁波历史文化二十六讲》)，里边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性段落：“公元823年，刺史应彪大约在今天江厦桥的位置，连舟16艘，建造了三江口历史上最早的桥——东津浮桥。两年后，因三江口水流太急，安全难以保证，于是将桥位南移约500米，就是现在的灵桥。有了桥，再通过东乡逐步形成的三条塘河及其水网，州城与东部已经发达起来的东钱湖流域农业地区的交通问题得以解决，沿三江口的江东地块也成了宁波城市‘东扩’的第一片滩头阵地。”
然而，当初这一片滩头阵地的形成，也并非简单的明州城“东扩”，我认为同时意味着东部地区“西进”的因素。原因是：刚刚于公元821年从鄞西平原与山地交界处的鄞江桥山谷口搬到三江口的明州城，此时极为需要其周边农业经济已有所发展的区域，与以港口为特征但尚欠发达的平原中心发生更广泛的交流，并把财富和各种可集聚的资源带到州城。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计算：从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分别在宁波平原边缘的西、南、东三个地方建立句章、鄞、鄮三个县以来，一直用了整整1043年，才真正离开山麓地带，初步建立了位于平原中心的州城，我把这一时期假定为宁波的“先城市时期”。此时平原的拓殖与开发尚未全面完成，这一点我们从宁波平原水利史的特征就可以看出端倪：唐代治源头，如广德湖、东钱湖、它山堰；宋代治干流，如六塘河；明清治小流域。因此，当时三江口的东岸，实际上是宁波东部地区向平原中心推进的桥头堡。
这一片桥头堡后来发展与形成的格局，与西岸宁波老城沿岸的江厦地区及往西辐射的商业区，几乎成了对应和互补的状态。比如，西岸有条江厦街，东岸就有条后塘街，两街隔江相望；西岸有条东大路，东岸有条大河路，中间有“东渡”可摆；西岸有条药行街，东岸有条百丈街，江上有灵桥相接。而后塘街名称的第一次出现，比江厦街要早得多，更有些来历，只是当时地点不在这里。清道光三年(1823)，鄞县贡生徐兆昺写的《四明谈助》一书中这样记载：“汉，后塘街，在县东同谷山口。因是时鄮县在谷中，海人集货贸易于谷口，以在海塘之后而名之也。今鄞县在甬江之滨，海人贸易，多在甬江两岸，于东岸一带亦称后塘街。”这真是十分的有意思，一条街名，足足用了两千多年，前一千年在山谷口，后一千年在三江口，而都是因为“海人集货贸易”起的名。这种空间的转移，形象地说明了古代宁波平原的开发秩序和过程。我留意了一下两个后塘街之间的距离，约16公里，两地之间几乎笔直相连的河流，恰恰也叫后塘河，只是“后塘”的含义已经不一样了，它是与鄞东地区的另外两条前、中塘河的方位区别。
后塘河显然是鄞东三条塘河中特别重要的一条，我们从这套民国地图的“鄞县分图甲、戊”两图中大略一数，跨河与沿河的大小桥梁，就有五六十座，平均半里地一座，真可谓水网密布。而与江东来说，令人记忆更多的，恐怕还是那座张斌桥了。桥原来的位置，就在现在彩虹路与中山东路的交界处。当年拆桥填河造路，拆下的石桥材料，辗转多地，现在已不知“花落何处”。大家还在继续怀念张斌桥的缘故，也已经不是桥的本身，而是以桥为坐标的特定历史文化记忆。我曾经对张斌桥周边的历史信息，作了一次空间对位，结果起码有三个史实让我大为惊讶！第一，原来这里是先后居住于月湖和东钱湖的南宋丞相史浩家族的另一个分居地，史称“木莲藤下史氏”。第二，这里是南宋丞相郑清之为纪念他的恩师楼昉而建的“甬东书院”所在地，也是大学者和教育家楼昉里居及其教授弟子的“迂斋”旧地，甬东书院的匾额，还是理宗皇帝御书所赐。第三，这里是大名鼎鼎的“二程夫子学舍”。宁波人程端礼、程端学兄弟是元代的大学者，弟弟端学差一点就成了状元，哥哥端礼则是一辈子教书育人，他所著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被国子监颁布为各地学校的教育范式，后代学者奉为准绳。张斌桥周边，几乎可以说是浙东文化一令人满怀敬意的精神高地。
从张斌桥往西不到800米，就是东胜路的南端，路的西侧，原来有座规模不小的家庙“包氏宗祠”，江东包氏聚居左近。宗祠往西约150米，就是以包家命名的码头“包家道头”。包家不仅读书出仕的人物不少，似乎还有码头为基础的航运业财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天一阁文物保护管理所做古籍保管和编目员，将馆藏的几百部家谱编成目录，其中有三部包氏宗谱，一部就是江东包氏宗谱，另两部是镇海横河堰包氏家谱。当时恰逢船王包玉刚先生来访，我们查证了家谱，原来包玉刚先生是宋代名臣包拯的第29世孙，一时间包先生和他的家人欣喜万分。当我们把复制的家谱送给他时，包先生认为这是家乡给他的最好的礼物！后来我把两种家谱做了比对，原来镇海包家也是明代初年从江东包家分出去的支派。看来船王的成功不仅有他自己的努力，恐怕还有“家传的血脉和渊源”。
俱往矣！当这一切昔日的辉煌随风飘散时，留在人们心中的敬畏却永难丢失。当你怀揣着这一段美好的历史记忆，每每走过这个地段、那个路口的时候，你的心中还会寂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