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遗憾离开雷锋班
早在当新兵的时候，杨东顺就被这个雷锋班“震”过。
1964年，雷锋班代表沈阳军区参加全军军事大比武，立了集体一等功。
“汽车兵的大比武，就是汽车的驾驶技术，救援、越野、维修这些方面的技术。当时于泉洋和庞春学参加比赛回来，在连队的院子里给我们表演汽车走钢轨。”
杨东顺从烟盒里抽出四根烟，搭成两两交错的样子。“为什么要训练这个科目？因为战场上的运输不像平常那么畅通平坦，一条路被炸毁了，汽车要通过，修来不及了，就打桩子、立钢轨，从钢轨上开过去。”
四十多年过去了，提起当时的情形杨东顺还是微微有些激动，“当时汽车班，可以从两条钢轨上走，交错时还可以转向，从另外两条钢轨上通过！”他用手比划着被当作钢轨的两支烟，“我当时又惊讶，又羡慕——汽车还可以这么开！雷锋班的驾驶技术在沈阳军区、甚至全军都很出名，果然不是吹的。”
杨东顺到了雷锋班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6年底雷锋班被派去沈阳纺织厂“支左”，在纺织系统整整呆了两年。
1969年上半年，部队开始在朝阳的山区施工，所有的道路都是临时修通的应急道路，汽车连负责往山上运水泥、钢材、模板等物资。
这期间，一个月内连续发生的两件事令杨东顺终身难忘。
一次是班里出三台车从朝阳火车站运水泥到建在山上的工地。两台车开在前面，杨东顺作为班长押后。到一个山坡底下往上去，结果前面两个战士死活开不上去，开了几次，都是从坡上滑下来。
杨东顺上去一看，因为是临时修的道路，坡度比正常情况要陡，车也有些超载。“正常情况下，解放车都装4吨，百米距离内，坡度25度，4吨车可以上去。这一段大概只有50米，坡度大概有了30度。这个情况是比较难的。”
杨东顺坐上了驾驶位，让战士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让战士看着他一点点把车开上去。“我告诉他们今后遇到这样的坡不要用高速档，一档起步。中间不要换挡，不要停。发动机如果感到动力不足，稍微踩下半离合器。”
三辆车都开到了坡顶，杨东顺心里却有几分难受：雷锋班的驾驶技术失传了？
不久后的一个午夜，杨东顺被连部通讯员的敲门声叫醒，“他说你们班有台车抛锚了，从朝阳火车站回来撂在半路。”摸黑开了20多里地，杨东顺到那儿一看，解放车抛锚在河滩上，战士在一旁手足无措。
他问战士什么原因，战士答不上来，只说“车不走道了。”杨东顺一看，是离合器接触不好，间隙大了——这是军事训练的基本知识。
钻到车底下，卸下底壳调好离合器的螺丝。杨东顺拍了拍手，让战士把车开回了连队。
躺在床上，杨东顺一点也睡不着，心里痛极了。“两年的‘支左’，耽误了战士的军事训练。雷锋班以前的驾驶技术多过硬啊，我们是汽车兵，是能够在钢轨上开过去的队伍啊。现在这么基础的技术都不会了。”
这两件事让杨东顺感到：雷锋班的驾驶技术急需提高，不能在自己这一代失传。
他把《汽车驾驶与构造》发给战士：你们好好看这本书，不明白的，赶紧提出来，大家互相学习，互相提高。
“我跟他们说，那些发言啊开会啊，比起军事训练还是次要的。你是军人，军事素质、水平才是最重要的，不然打起仗来光会说怎么行？！打击到了怎么办？供不上弹药怎么办？给部队带来多少损失？我们是军人，是汽车兵，到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开的上路，完得成任务！”
狠抓了一年的军事训练很见成效。1970年团里到老挝，地势险恶，雷锋班在前线的两年期间任务完成的特别出色，没有过一次抛锚。
此时的杨东顺已经是政治处的一名组织干事，听到消息后心里特别高兴，“我觉得雷锋班的技术没失传，跟我督促大家提高驾驶技术不是没有关系的。我心里很欣慰。”
然而离开雷锋班时，杨东顺始终怀有遗憾。他曾有两个设想：一是雷锋班要把全军驾驶技术第一名先进单位保持下去；二是作为国防部命名的雷锋班，老班长的事业怎么继承、雷锋精神怎么发扬，杨东顺很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形成一个自我要求的准则。
“我当副班长、班长的时候，我们正处在文革的最前线，这两个设想都没能实现。”这两个未竟的愿望，成了杨东顺五年雷锋班生活的最大遗憾。
给你讲一件我忘记了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