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其实这不是故宫一个单位的问题，你说哪个国家机关和单位不存在这些问题？”回想5月以来故宫连续经历的风波，甄妮说。
甄妮曾留学法国昂热大学，学习国际艺术管理，其中便有文物古迹经营管理的课程，毕业后一直在法国工作。去年10月，她加盟故宫宫廷文化公司，任职市场开拓总监，负责公司形象、战略策划、营销企划、合作和媒体关系等事务。作为一个曾经在“宫里”呆过的人，她并不认为故宫如媒体所渲染得那般“傲慢”，而是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面对媒体和公众。“说到根上，故宫还是一个大国家机关，但国外大博物馆的馆长不会从官僚体系中任命，而会以学术、艺术成就和管理为选拔标准。”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幽泓看来，故宫的管理体制，是导致故宫近期连续发生“丑闻”的重要原因。
“故宫是非营利性文化事业单位，属文化部管理。”陈幽泓说，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故宫博物院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院长就是向上级行政长官负责，而不是向公众负责。“现在故宫还像它的原名一样，是个封闭的、外人不能知道的紫禁城。”
事实上，故宫并非没有进行过改革。据北京博物馆协会出版的《北京博物馆年鉴（1988-1992）》，因上任初始便接连发生两起窃案一起火灾，1987年上任的新院长张忠培便着手建立新的管理规章和制度。新的制度采纳岗位责任制，将全院工作分为13类，对21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和部处主任、处长岗位责任制均做了详细规定，希望以“责任落实到人”来完善不足。
但这样的自我监管模式，事实上仍是“人治”，层层向上负责，最后仍归结为向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计划经济模式。
高和对此深有体会。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一次启功先生到博物院看画，按宫内规定，如要触碰藏品，均需戴手套，避免汗液对文物造成侵害。但启功先生不愿戴手套，高和希望院内领导能够提醒并要求，陪同参观的领导却抹不开面子作出要求，最后，高和自己强硬地要求启功先生必须戴手套。启功先生勉强同意只戴一个手指头，高和便说：“那好，只有这一根手指有权力摸。”
高和承认，此事闹得在场人士均非常尴尬。但他觉得，既然是规定，便任何人都要遵守，没人应该享有特权。然而在“官本位”的体制和氛围下，做到“规定面前，人人平等”又谈何容易。
后来有一次某中央领导来故宫参观瓷器，高和便提前把“丑话”说在了前头：领导来参观非常荣幸，但这些瓷器都非常娇弱，只能看，不能动，如要动，请保管人员替您动，您只管动嘴，想看里儿我们给您看里儿，想看底儿我们就给您看底儿。
旅居伦敦的资深媒体人曹吉力对大英博物馆极为熟悉，他在邮件中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大英博物馆的管理模式。
大英博物馆直接受英国政府文化体育媒体部行政管辖，资金主要来自国库，但大英博物馆的管理者并不由政府指派。现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雷戈，原是英国国家美术馆馆长，于2002年被大英博物馆理事会公推为大英博物馆馆长。
大英博物馆理事会的成员也是公开的。在25名现任理事会成员中，除了英国女王任命的一名人选之外，英国首相府、英国皇家学会、英国科学院以及伦敦文物学会等不同部门分别提名理事会成员，这些成员并不在大英博物馆拿工资，因为他们都是诸如英国石油公司总裁、英国金融保险公司高管，以及剑桥大学分院院长这样的社会名流。
此外，大英博物馆的收入和开支都要上报英国国家审计局（NAO），审计局亦是独立于政府之外，定期会把审计结果对外界公布，公众可以在其网站上随意浏览。
“要想真正做到国际上文博单位的水平，肯定要在体制上进行改革。”长期在欧洲从事文化遗产经营的经历，也让甄妮得出结论，“光靠国家的拨款完全不可能实现，故宫需要学习欧洲的先进经验，国家拨款、基金会资助、企业和个人资助，把所有力量整合在一起做文物保护，这才是以后的出路。”而故宫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得太快，体制却没有跟上”。
在甄妮看来，宫门紧闭并不能真正地保护文物和文化，博物馆的文化管理工作，很大一部分是要把这些历史遗迹“做活”。她介绍，法国的凡尔赛宫里商店也很多，经常有演出活动，在不开放的时间内，管理方也不时宴请一些主要赞助者。
她所供职的法国公司也从事此类经营活动。如，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舍农索城堡，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化沙龙的发源地，甄妮在法国供职的公司就结合这个背景，把城堡中一个漂亮的长廊设计成为国际当代艺术画廊，每年夏天都邀请世界级的大师来做个展。这种方式既遵循了城堡的传统，又把相对不重要的部分更好地利用起来，让它从次要的部分变成了当地艺术传承的地方。在昂布瓦兹皇家城堡，因其有皇家宴会传统，甄妮的公司就在城堡不开放的时间，安排一些私宴及演出活动。
因此，她并不觉得将复建后的建福宫作为宴会场所有何不妥，“建福宫原来也是皇家御用，也有宴会的传统，那么不妨将其在非开放期间用作传统宴会或活动的场所”，但真正的问题是，“在现有体制下的经营不可能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