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难点
津市的改革,虽不涉及“分钱”,但不意味着没有难度。其改革方案中,有很重要的一条:非工作时间,公车一律入库。
对此,津市财政局副书记、津市公车改革领导小组成员高毅坦言,这一点可能难以付诸实施。比如,发生突发事件,党政干部要及时赶到现场。
黄毅明也表示,公车改革直接触及官员利益,初始阶段已碰到一些“抵触”。一家事业单位认为把他们的车纳入公车管理欠妥,其理由是他们自收自支;少数公车的标识贴在“刘海”位置,外面很难看见,“不排除有的是故意这样粘贴的”。
在南县,即便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评价“公车管理‘革命’最彻底,县委书记也取消专车”,但如何“彻底”坚持下去也是不小的难题,据透露,当地正考虑将常委的公车相对固定。
连领风气之先的资兴,常委级领导一直保留相对固定的车辆。
无论是公车管理、半货币化还是完全货币化,都不可避免地与干部级别挂钩。
岳阳的车补模式,主要是按职级待遇确定。坊间也有不同声音,“领导动动嘴,下面跑断腿”,意指领导车补多,下面跑腿的,与领导的车补差距超过千元。
津市之所以没有选择车补道路,一个重要原因是车补标准难以确定。有学者曾有言货币化车改,“车补不合理,可能会搞成变相福利”。言语中郑重提醒试水不能蹚浑了水。
岳阳市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室相关负责人说,补贴定高了,百姓肯定有意见。补贴标准目前由各个地方集体讨论决定,上面并没有指导性的刚性标准。
但不论坊间如何评说,受访的人都表示,改总比不改好,改能节省行政成本。
据介绍,南县车改头5个月,节省开支250万;而岳阳市长江修防处公车改革3个月,节省近4万元。
临湘市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如果新规执行到位,至少可以将公车使用费降低10%”。去年,临湘市公务用车油费平均为3000/月,加上维修等费用,一台公车费用至少需6万/年,还不包括司机的工资。
“试点”的困惑
1993年开始,我国公车改革试点经历了三波浪潮。最早从广东省开始,后来扩大到部分中央机关、浙江、黑龙江、江苏等地。2004年前后出现全国性公车改革高峰,北京等地开始试点货币化改革,引发舆论强烈关注。但2005年浙江、北京等地公车改革悄悄暂停,原因在于“货币化”争议。去年,辽阳市弓长岭区车改因曝出区委书记、区长“天价车补”——每年补8万元而被叫停。11年前就开始车改并吸引300个考察团去学习的大庆,目前车改也陷入停滞。
车改频频“见光死”,这或许是湖南多个地方车改保持低调、不事张扬的注脚。
去年车改比较风光的是杭州,取消所有公务车,车补按职级分9档,最高2600元。但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四套班子领导暂不参加车改。
杭州公车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市委副书记叶明说:“车改离不开领导的支持,我们需要自上而下的动力。”
这一点,辽阳也有同感。辽阳市弓长岭区车改办主任刘琦说,我们希望中央对车改有更具体的指导意见出来。
江南时报的评论说,车改在试点上缺乏全国性协调,处处是试点;对试点的“试过的错”缺乏总结,一个城市的教训不能传递到另一个准备改革的城市;另外就是漠视民意,忽视公平。
“上面没具体的车改方案,大家都是摸索。”黄毅明的这句话,说的不仅是津市刚起步的现实,也是很多地方的车改走到十字路口后的困境。
“确定车补标准最好听证”
嘉宾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教授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黄毅明:津市市纪委副书记
“改革难点在官员自身”
潇湘晨报:公车改革近20年经历了三次浪潮,为什么仍是“雷声大雨点小”,进展迟缓?难点在哪里?
姜明安:官员是既得利益群体,自己革自己的命,难点在这里。一台专车,官员全家都用,一旦改革,这些利益就面临“丧失”。
毛寿龙:公车改革对政府来说有好处,对领导干部没“好处”。目前各地公车改革措施的制定者和实施者都是官员本身,毫无疑问,改革的难点在官员自身。另外,公车改革在各地自发的情况下,改革做得好并无奖励,而不改的地方公车照样继续使用。
黄毅明:公车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
“民意的推动非常重要”
潇湘晨报:为什么公车改革很多是自下而上进行,而不是自上而下?
姜明安:车改越到上层,改革难度越大。上层官员即使在公车改革上想动大手术,也要考虑稳步推进,一刀切下来阵痛太大。公车改革也需要通过人大立法来解决,另外舆论和民意的推动也非常重要。
毛寿龙:事实上,越到上级,公车改革就越难,因为公车是“待遇”,有特权属性。
黄毅明:尽管中央、省里没出台改革具体方案,但近年来中纪委针对公车管理下发了文件,我省下发了规范公车加油的文件。
“货币化可能是改革最终方向”
潇湘晨报:目前各地公车改革的方式多样,有贴公车标识的、有成立公车管理中心的、有实行车补的,那么,货币补贴是不是车改最终方向?
姜明安:公车改革最终方向是货币补贴。货币补贴要根据行政级别和工作性质等多个方面来确定标准,当然最好是能就补贴进行听证,实现民主监督。
毛寿龙:公车如果是作为一种待遇的象征,不如货币化。
黄毅明:货币改革可能会成为公车改革的最终方向,但地方财力是实行货币改革的基础。目前一些县市“保吃饭”是财政支出的第一重点,可能暂时无法为公车货币化改革提供必须的成本。另外,群众心态也是决定能否实行公车货币改革的重要因素。
“没达到群众满意,所以低调”
潇湘晨报:有些地方车改被媒体报道后,反而倒退了。比如辽阳弓长岭区,又恢复为区长配专车。为何出现车改“见光死”现象?
姜明安:改革是个探索过程,外界不应该太苛刻,不要把改革者吓回去。
毛寿龙:外界对车补看法比较多,普遍认为官员为什么拿那么多车补。改革者可能有这样的心态:不改的地方可能还少责备,所以不如不改。另外,公车改革的水准与老百姓的要求错位,没有达到群众满意,所以普遍低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专车司机对官员来说很重要,要为领导的事务保密。取消专车后保密问题可能给官员带来压力。因此部分地方在取消专车后又保留了较高级别官员的车辆。
黄毅明:一些车改“见光死”,一是民众能否用积极的心态评价改革。二是媒体心态能否宽容。辽阳弓长岭区区长车补达8万,我想车改设计者肯定对区长的车补金额进行过精细测算,改革肯定可降低行政成本。三是改革者的心态,能否对社会的怀疑和媒体的“口诛笔伐”淡定从容。
湖南多县市探路公车改革 一律张贴“公务用车”
稿源: 湖南红网 2010-05-11 16:35:00
改革的难点
津市的改革,虽不涉及“分钱”,但不意味着没有难度。其改革方案中,有很重要的一条:非工作时间,公车一律入库。
对此,津市财政局副书记、津市公车改革领导小组成员高毅坦言,这一点可能难以付诸实施。比如,发生突发事件,党政干部要及时赶到现场。
黄毅明也表示,公车改革直接触及官员利益,初始阶段已碰到一些“抵触”。一家事业单位认为把他们的车纳入公车管理欠妥,其理由是他们自收自支;少数公车的标识贴在“刘海”位置,外面很难看见,“不排除有的是故意这样粘贴的”。
在南县,即便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评价“公车管理‘革命’最彻底,县委书记也取消专车”,但如何“彻底”坚持下去也是不小的难题,据透露,当地正考虑将常委的公车相对固定。
连领风气之先的资兴,常委级领导一直保留相对固定的车辆。
无论是公车管理、半货币化还是完全货币化,都不可避免地与干部级别挂钩。
岳阳的车补模式,主要是按职级待遇确定。坊间也有不同声音,“领导动动嘴,下面跑断腿”,意指领导车补多,下面跑腿的,与领导的车补差距超过千元。
津市之所以没有选择车补道路,一个重要原因是车补标准难以确定。有学者曾有言货币化车改,“车补不合理,可能会搞成变相福利”。言语中郑重提醒试水不能蹚浑了水。
岳阳市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室相关负责人说,补贴定高了,百姓肯定有意见。补贴标准目前由各个地方集体讨论决定,上面并没有指导性的刚性标准。
但不论坊间如何评说,受访的人都表示,改总比不改好,改能节省行政成本。
据介绍,南县车改头5个月,节省开支250万;而岳阳市长江修防处公车改革3个月,节省近4万元。
临湘市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如果新规执行到位,至少可以将公车使用费降低10%”。去年,临湘市公务用车油费平均为3000/月,加上维修等费用,一台公车费用至少需6万/年,还不包括司机的工资。
“试点”的困惑
1993年开始,我国公车改革试点经历了三波浪潮。最早从广东省开始,后来扩大到部分中央机关、浙江、黑龙江、江苏等地。2004年前后出现全国性公车改革高峰,北京等地开始试点货币化改革,引发舆论强烈关注。但2005年浙江、北京等地公车改革悄悄暂停,原因在于“货币化”争议。去年,辽阳市弓长岭区车改因曝出区委书记、区长“天价车补”——每年补8万元而被叫停。11年前就开始车改并吸引300个考察团去学习的大庆,目前车改也陷入停滞。
车改频频“见光死”,这或许是湖南多个地方车改保持低调、不事张扬的注脚。
去年车改比较风光的是杭州,取消所有公务车,车补按职级分9档,最高2600元。但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四套班子领导暂不参加车改。
杭州公车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市委副书记叶明说:“车改离不开领导的支持,我们需要自上而下的动力。”
这一点,辽阳也有同感。辽阳市弓长岭区车改办主任刘琦说,我们希望中央对车改有更具体的指导意见出来。
江南时报的评论说,车改在试点上缺乏全国性协调,处处是试点;对试点的“试过的错”缺乏总结,一个城市的教训不能传递到另一个准备改革的城市;另外就是漠视民意,忽视公平。
“上面没具体的车改方案,大家都是摸索。”黄毅明的这句话,说的不仅是津市刚起步的现实,也是很多地方的车改走到十字路口后的困境。
“确定车补标准最好听证”
嘉宾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教授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黄毅明:津市市纪委副书记
“改革难点在官员自身”
潇湘晨报:公车改革近20年经历了三次浪潮,为什么仍是“雷声大雨点小”,进展迟缓?难点在哪里?
姜明安:官员是既得利益群体,自己革自己的命,难点在这里。一台专车,官员全家都用,一旦改革,这些利益就面临“丧失”。
毛寿龙:公车改革对政府来说有好处,对领导干部没“好处”。目前各地公车改革措施的制定者和实施者都是官员本身,毫无疑问,改革的难点在官员自身。另外,公车改革在各地自发的情况下,改革做得好并无奖励,而不改的地方公车照样继续使用。
黄毅明:公车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
“民意的推动非常重要”
潇湘晨报:为什么公车改革很多是自下而上进行,而不是自上而下?
姜明安:车改越到上层,改革难度越大。上层官员即使在公车改革上想动大手术,也要考虑稳步推进,一刀切下来阵痛太大。公车改革也需要通过人大立法来解决,另外舆论和民意的推动也非常重要。
毛寿龙:事实上,越到上级,公车改革就越难,因为公车是“待遇”,有特权属性。
黄毅明:尽管中央、省里没出台改革具体方案,但近年来中纪委针对公车管理下发了文件,我省下发了规范公车加油的文件。
“货币化可能是改革最终方向”
潇湘晨报:目前各地公车改革的方式多样,有贴公车标识的、有成立公车管理中心的、有实行车补的,那么,货币补贴是不是车改最终方向?
姜明安:公车改革最终方向是货币补贴。货币补贴要根据行政级别和工作性质等多个方面来确定标准,当然最好是能就补贴进行听证,实现民主监督。
毛寿龙:公车如果是作为一种待遇的象征,不如货币化。
黄毅明:货币改革可能会成为公车改革的最终方向,但地方财力是实行货币改革的基础。目前一些县市“保吃饭”是财政支出的第一重点,可能暂时无法为公车货币化改革提供必须的成本。另外,群众心态也是决定能否实行公车货币改革的重要因素。
“没达到群众满意,所以低调”
潇湘晨报:有些地方车改被媒体报道后,反而倒退了。比如辽阳弓长岭区,又恢复为区长配专车。为何出现车改“见光死”现象?
姜明安:改革是个探索过程,外界不应该太苛刻,不要把改革者吓回去。
毛寿龙:外界对车补看法比较多,普遍认为官员为什么拿那么多车补。改革者可能有这样的心态:不改的地方可能还少责备,所以不如不改。另外,公车改革的水准与老百姓的要求错位,没有达到群众满意,所以普遍低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专车司机对官员来说很重要,要为领导的事务保密。取消专车后保密问题可能给官员带来压力。因此部分地方在取消专车后又保留了较高级别官员的车辆。
黄毅明:一些车改“见光死”,一是民众能否用积极的心态评价改革。二是媒体心态能否宽容。辽阳弓长岭区区长车补达8万,我想车改设计者肯定对区长的车补金额进行过精细测算,改革肯定可降低行政成本。三是改革者的心态,能否对社会的怀疑和媒体的“口诛笔伐”淡定从容。
编辑: 吕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