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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亚龙扔“套话”不希望媒体打草惊蛇
就这样，十个小时的夜车后，我踏着第二天的晨光赶到了中国足协所在的龙潭湖路。与《辽沈晚报》另外两位在京出差的同事姚广安及董丽娜会合后，我们一行人赶到了中国足协的小楼下。
在整整十年的专职足球记者生涯中，我曾经至少二十次进入过中国足协在龙潭湖路的那座旧办公楼。那里警卫力量几乎没有，但是一道铁栅栏和一个看门的老大爷，就足以让大多数意图进到这个中国足球核心决策地带的人(尤其是媒体记者)被拒于墙外。
不过这一次，我们的通关异常顺利，显然“南头儿”的邀请指令已经下达到了入门处，老大爷一听我报上《辽沈晚报》的名头，立刻抬手开闸迎我们进入，“快上去吧，都在三楼等着你们呢。 ”
顺着狭窄的楼梯向上走的过程里，我脑海里不断设想着会即将发生的场景：中国足协的官员们，群情激昂，个个涨红了脸，狠狠拍着桌子，南勇的眼睛射出腾腾杀气，谢亚龙常年挂在嘴角的标志性微笑转变成刀锋般的凌厉，我们气愤却又振奋，首都司法部门的相关人士随即把我们请到现场，大家在这个孕育着希望的春天里，共商为中国足球扫黑除毒瘤的大计……
但是这一切最终停留于我的“设想”，并永远地成为一段支离破碎却又让我会经常想起的臆想画面。
谢亚龙、南勇、杨一民，当时的足协三巨头联袂接待了我们，这算得上是一个很大的场面，可以显示出，中国足协对于我们带来的“炸弹”还是非常重视的。谢亚龙和南勇认真地看了我们带来的证据，杨一民则在一旁简短地问了几句，随后我们的谢亚龙主席便讲了大约十分钟的“官话”。
具体讲话内容我已记不太清楚了，但是他这套讲话的脉络大致上是“感谢《辽沈晚报》所做的努力——中国足协对于治理足球环境一直非常重视——媒体有什么捕获最好应该先与中国足协通气，自行发布的话，既难产生效果还容易打草惊蛇——中国足协将认真研究这批证据并迅速提请司法介入”……我记得清楚的是，谢亚龙在讲这番话时，脸上是少有的严肃和凝重。
后来，我们从会客室转移到了谢亚龙的办公室，又聊了一会儿。本报记者董丽娜一直试图用数码相机记录下会面的过程，但一直受到新闻官董华的委婉制止。临告别时，谢亚龙说，我们照张相吧。于是董华从董丽娜手中接过数码相机，亲自为我和谢亚龙拍合影，还拍了两张，横的一张，竖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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