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中国航天为60年后共和国的强盛铸就了一笔无价的财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一大批航天科研工作者为共和国在今天能够站在航天大国的位置，奉献了全部的才华、青春甚至生命。尤其是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众多科学家，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周总理让我搞导弹

　　钱学森(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原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1955年秋末冬初，我回到祖国不久，在科学院工作。科学院领导说：“你刚回来先去看看中国的工业吧，中国工业最好的是东北。”我说东北我还没去过，就这样到东北去学习。后来转来转去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安排我跟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陈赓大将见面。

　　陈赓接见了我，还吃了顿晚饭。陈赓问我：“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我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大将说：“好！”事后人家告诉我：陈赓那天上午从北京赶到哈尔滨就是为了晚上接见我，我听了很感动。

　　后来，他也是很积极，有一次叶帅在家请我们吃饭，我爱人也去了，陈赓也在。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找总理去，总理就在三座门跳舞。我们跑到那儿，等一场舞下来，总理走过来，叶帅、陈赓他们与总理谈话。后来大概就谈定了，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怎么组织一个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花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那天开完会，在总理那儿吃了一顿午饭，桌上有蒸鸡蛋，碗放在总理那边，总理还特意盛了一勺给我。

　　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

　　我们的科技人员爱国是一贯的，是有光荣传统的。聂老总有句评语说：“中国科学家不笨！”的确如此。我还要说，中国的科学家聪明得很！而且中国科技人员都是拼命干的，外国人少有像中国人这样拼命干的。

　　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一系列体制改革，什么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说到的就要做到的呀。

　　曾经一段时间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我总是解释说：“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

　　当然，也不能说我们没有错误，也不是说一点冤枉钱都没花。中国的工业、科技那样落后，我还算是在国外接触了一点火箭、导弹的，但是一知半解。所以说不是没有犯错误，不能说一点钱没浪费，这是学费。但是总的看要比国外好得多，原因就是上面讲的两个方面。我还说：“你说不该搞，那好；如果不搞，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

　　回忆“第五研究院”的仿制工作

　　梁守槃(曾任中国海防导弹武器系统首任总设计师、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一百多项重大工业的建设，都是以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为基础的。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技术水平低，不可能独立起步进行工业建设。

　　一种意见认为：过去各项工业建设都是由苏联帮助建设的。导弹技术在国际上又是新兴项目，国内的技术人员除钱学森外，都没有看见过导弹。勉强上马，必然造成浪费，不如暂停。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任何新的技术产品，都是由“没有人看见过”的状态开始的。例如德国的V-2导弹，在开始研制时，它的总设计师布劳恩也一定没看见过实物，而只是提成论证报告，经批准后进行工作。他从1936年开始，六年后初次发射成功。我国虽然技术落后，但中国技术人员在1956年的水平，不会比德国人二十年前的水平差。而且已经知道，V-2导弹是可以制成的，不是科技人员的空想，只要下定决心，共同努力，我们也一定可以成功。

　　以上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同时国外报刊杂志，也发出消息说，美国人已获得了德国V-2导弹的技术资料和科技人员，仿制成功，并制成了新的“红石”和“潘兴”导弹。

　　聂荣臻元帅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向党中央提出了建立五院的三条原则：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经毛主席批准，明确了五院的工作方向，在1956年10月8日正式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7年夏，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愿意提供几种导弹的全部技术资料，并派遣专家来华协助仿制工作。

　　聂帅对此特别指示说：“有了苏联图纸和技术资料，可以加速导弹事业的发展，但我们不要忘记‘自力更生’。在仿制每一类型导弹(弹道、防空、海防)时，要吃透它的设计理论。仿制成功后立即开展自行设计战术指标更高的同类国产导弹。”

　　1960年夏，赫鲁晓夫突然撕毁对中国的贸易合同，撤回来华专家。有关专家在临走前，也不再答复各种技术问题。导弹仿制的收尾工作，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五院的技术人员，团结努力，共同讨论，解决了各种问题。

　　由这一段历史来看，可见中央批准的五院建院三原则是完全必要的。而在争取到了外援之后，如果放弃了自力更生的原则，满足于“不断仿制”，不按照科学理论来吃透苏联产品的设计精神，则一切都要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在苏联撤回专家时就要迷失方向。在自行设计新产品时，如果不考虑资本主义国家已有成果，则一切新的设计思想和理论分析也将难以发扬，自主创新也无法落实了。

　　忆“风云一号”气象卫星

　　任新民(曾任七机部副部长、航天工业部科技委主任，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包括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地面应用五个系统。其中，“风云一号”卫星是我国第一颗具有可见光和红外波段的光学遥感卫星；“长征四号”甲运载火箭是第一次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发射“风云一号”是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首次执行的卫星发射任务；“风云一号”地面应用系统是我国卫星使用部门中最早建成的大型资料接收处理系统。

　　“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一直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早在1969年1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中央气象局代表时就强调指出：“应该搞我们自己的气象卫星。”1970年2月16日周总理又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下达了研制气象卫星的任务。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及时作出研制气象卫星、支撑气象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暂时的困难，国家对国民经济计划曾有过几次大的调整，包括减少基本建设投资，甚至减少军费等。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仍然批准了包括“风云一号”在内的一批重大项目的发展。

　　1996年1月17日江泽民考察中央气象局，在看到气象卫星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时，对气象卫星的发展给予充分的肯定。1999年9月25日他在考察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时，曾高兴地举起“风云一号”C星的模型，表示高度赞赏。

　　李鹏对发展我国自己的气象卫星一直十分重视，1984年以来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他特别强调“气象卫星我们是下决心要搞下去的，我们中国要有自己的气象卫星”，“我们中国现在财政经济各方面还不是那么富足，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气象工作的重要性，我们还是尽一切力量，促使这两种卫星(指极轨和对地静止气象卫星)发展”。

　　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都先后对“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的发展作过指示，帮助解决“风云一号”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远程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研制始末

　　梁思礼(曾任航天部总工程师，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我国导弹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八年四弹”规划中的第四弹，就是远程运载火箭。它的研制成功，解决了有无问题，使我国有了还手之力。

　　正如张爱萍将军所说：“远程运载火箭，生于乱世，先天不足。”1965年远程火箭开始论证方案，一年后“文革”开始，七机部就开始大乱。虽然大部分科研人员仍能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但工作还是受了很大的干扰。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同志提出了“三抓”。这是继“八年四弹”规划以后又一系列新的奋斗目标。“三抓”的第一抓，就是在 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的定型试验，也就是“580试验”。按国际惯例向公海发射火箭，要事先公布划定海域的经纬度和发射时段。这等于我国在全世界舞台上公开表演我们的航天科技。对我们搞制导系统的队伍压力特别大。

　　由12所和13所共同组成9人精度分析小组，我任组长。我们从设计、工艺、环境、可靠性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国还向太平洋派出两艘“远望号”测量船和一支有相当规模的护航舰队，一方面测量弹道参数，打捞测量仪器舱，另一方面也是海军的一次远洋编队演习。“580试验”是一次重大历史事件。邓小平、聂荣臻等中央领导都来到总指挥部观看和指导。

　　我作为技术顾问也在总指挥部值班。前方报告美国和西方许多军舰都排列在我国预报的海域附近观察，看我们的火箭能否落入预定的框内。1980年5 月18日凌晨远程火箭在酒泉基地点火起飞，奔向太平洋，经过约30分钟飞行火箭准确地落入预定的海域框内。打捞船上的直升机迅速起飞很快就到达落点。在茫茫蔚蓝的海面上涂上一片由染色剂染出的翠绿色，当直升机飞抵落点的上空，其旋翼吹起粼粼碧波。这美妙绝伦的景色永远刻在我的记忆中。打捞员从直升飞机拽绳而下，把测量仪器舱从水中捞起，整个“580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真正成为核俱乐部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成员。

　　研制固体运载火箭

　　黄玮禄(黄纬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70年4月22日，我从液体火箭控制系统研究所调到固体火箭总体设计部，这次调动是我工作中的一个大转变，从此，我的工作从液体火箭走向固体火箭，从地地火箭走向潜地火箭，从控制系统走向了火箭总体。

　　固体潜地火箭是潜艇从水下一定深度发射出来的固体火箭，有许多不同于陆基液体火箭的特点和关键技术。这种火箭原名“巨龙”，经院一位主管领导传话：在周总理主持的一次中央专委会上要我们考虑新名字，原因是毛泽东主席对龙不感兴趣，且曾把龙比作邪恶之物，如“今日长缨在手，何日缚住苍龙”就是一例，因而我们就尊重毛主席的意见，避免使用“龙”字，把“巨龙”改成了“巨浪”。

　　后来因一院型号较多，为加快研制的进展，1979年此型号任务又从一院调整至二院，我也跟着又回到二院并担任该型号的总设计师。那时，由于很多重要协作单位都在院外或部外，为加强管理，每周在二院召开一次协调会，检查上周计划执行情况并安排下周任务，有七机部副部长程连昌，科研局局长钱维松与邵锦成及国防科委三局副局长丁衡高与汪永肃等参加。凡是二院无法解决的问题，七机部和国防科委都帮助解决，因此，工作进展比较顺利。

　　第一次海上潜艇水下发射，需要动用近百艘舰船，参试人员上万人。试验日期确定为1982年10月7日-12日，全体参试人员以及舰艇各就各位，领导同志和指挥人员均聚集在海边山坡上的指挥所内，执行对各方面的联络指挥，潜艇启航驶往预定海区。

　　一切准备就绪，全体人员心情紧张、全神贯注。指挥员下达预令口令后，扬声器中传来艇长倒数的口令：“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发射！”全体目光都定在浮筏灯亮方向的海面上，那是多么“漫长”的三四秒钟啊！突然，一条喷火的蛟龙腾跃出水面，带着庞大的水柱直上云霄，大家的心也随之飞上长空，个个兴高采烈。

　　只听得喇叭中不断地传出令人喜悦的声音：“××区发现目标，××站跟踪正常，二级点火，两级分离、头体分离。”每一个信息都扣动着成千上万人的心弦。数百秒钟后，一个振奋人心的捷报像庆典时的礼炮爆发出来了：“末区发现目标。”全体人员欢呼雀跃、热泪盈眶，这是多少人多少年来奋斗拼搏的成就，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结果。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能自己研制潜地火箭并掌握水下发射技术的国家。□

稿源： 中国新闻网 　编辑： 新闻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