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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富二代”纳入党建工作的一部分，或者说期望通过党性教育来解决“富二代”的问题，这样的方式确实“很中国”。
这一“创举”效果会如何，现在还不可妄下结论，有待历史来检验。
对于江苏省委组织部培训“富二代”的做法，舆论大致认为，这个问题本应由市场去解决以及这个行为本身就需要面临政治伦理的拷问。
舆论的质问是符合逻辑的。但是，应该注意到，权力依然按照原有的内在逻辑和惯性在运作，无论是花纳税人的钱或者制造新的不公平等，培训“富二代”至多算是多了一个例证而已。
换句话说，事情的内在逻辑未必如其表象看起来那么简单，舆论的质疑和追问可能只是触及了事情的表象，而远远没有击中真相的核心。
因为，毫无疑问，江苏省委组织部的做法，首先是来源于一种焦虑。这种焦虑肯定不是对现代企业治理制度在中国如何落地生根的焦虑或者说“富二代”能否担当起“接班人”角色的焦虑，也更不可能是对中国贵族教育毫无建树的焦虑。
这种焦虑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江苏省委组织部看来，“富二代”负面新闻频发，这个群体的公众形象的日益败坏，它不仅激起了公众对权力与资本结盟的想象，同时也加剧了公众的心理焦灼——而这种想象和心理焦灼本身有可能转化成一个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潜在因素。
因此，他们才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确实成就了一个财富阶层。但是，这个阶层始终无法给财富一个理性的评判和文明的走向，财富品质一直备受诟病。论者所称的“仇富”心理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财富获得方式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论者所称的“原罪”问题；一是财富阶层的社会责任担当的不相称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遵循的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建立一个更为公平透明的社会规则、调整社会二次分配制度，以及财富阶层必须检讨自身对待财富的态度，用更积极担当来与公众实现和解。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对中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漫长甚至艰苦的系统工程，如果非要跟党建工作关联，那么，至少，它算是其中一个并不具有核心作用的逻辑起点。
另外，对于“富二代”而言，如果他们看到的是，飙车撞死人可以换来“欺实马”的神奇以及“为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和“纳税大户子女中考可加分”的“超国民待遇”，他们所见证和感受到的，是财富予取予求的魔力。可以想象，他们的肆无忌惮和嚣张——试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又怎敢奢望他们能够给财富一个理性的评判呢？
至此，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对培训“富二代”的自信，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自负。现实的残酷在于，它很容易遭遇那位称“女人是老虎”的老和尚的尴尬，它那苦口婆心并一直信赖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旦进入现实社会被体验，将很难奏效。
而对“富二代”来说，这一系列的培训，成了一次颇为新鲜的“农家乐”之行——甚至比胡斌到看守所里还舒服，很快就变得心宽体胖起来。 (司徒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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