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价差3倍多的药。建明 摄
同样一盒药价差3倍多
这家卖4.6元那家卖16元，物价局称没超过最高限价即为合法
梅建明
昨天上午，记者接市民张女士报料，称自己长年头疼，拿着医生的处方，到药店购疏通血管的药品血塞通，令她没想到的是，同厂家同品名同规格的血塞通，在南京多家药店里，竟分别卖到4.6元、5.6元、5.8元等等，最高的甚至卖到了16元。
患者一年“多花”上千元
60多岁的患者张女士有头疼病，医院给她开了一些疏通血管的药。
为省钱，张女士拿着医生的处方去家门口的药店购买“血塞通”。服用一年之后，头疼病得到了缓解。然而，原本以为省了不少钱的张女士，却了解到一个让她更为头疼的事情。
这一年多来，她一直都在建康路上的一家信海大药房购买，价格一直是每盒16元钱。前不久，她亲戚告诉她，同样是血塞通，在另一家药店只需4元多就能买到。开始，张女士以为这价格相差3倍多，怀疑是假药，最近在亲戚建议下，她亲自去买了几盒，拿回来跟以前的一比较，从药品的批文、药盒、包装上看，都是一模一样的。药店的工作人员也称，他们的药完全是一样的，不存在假药的可能。
张女士特意从3家不同药房购买了“血塞通”，并展示给记者看。记者对比发现，所有的“血塞通”片规格及厂家、批号完全一样，产地为云南省玉溪市维和制药有限公司，每盒装有糖衣药片20片，每片重50毫克，但价格均只有5元左右。
张女士气愤地跟记者算了一笔账，这1年多来，她仅在建康路上的信海大药房里每月要花160元买药，一年要花掉1920元。但如果买同数量的药，换在别的药店，她一年只需花600多元，也就是多花了1300多元冤枉钱。
隔条街同样药品价不同
记者探访了南京多家药店，在太平门旁的金陵大药房里，记者看到，这种20片＊50毫克的维和血塞通片，售价为5.8元。建康路上的芝林大药房，同样的血塞通片，仅卖4元多。在同一条路上的百姓缘大药店，这种药每盒卖5.6元。而同样在建康路上的信海药房，张女士告诉记者，自从她去要求退费后，这种血塞通片在3个月前，价格已从16元一盒降到了目前的8元一盒，不过，她要求退费一事，被药店拒绝。
记者连线了生产厂家云南省玉溪市维和制药有限公司，在对方提供的一名联系人处，记者了解到，购买这种20片＊50毫克规格的血塞通片，如果不要发票，批发价为每盒4.1元，如需发票，售价是每盒4.3元。同厂家生产的同品牌同规格药品，出现了多种不同的价格，还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其间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呢？
一家售价较便宜的药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卖低价，主要是为了吸引顾客跑量，有的常用药品价格卖低点，吸引顾客购买其它的药品。一些药店工作人员称，同药品不同价很正常，只要不超过政府限价就行了。
不超最高限价即为合法
记者陪同张女士来到了南京市物价局监督举报处，一名工作人员上了江苏省医药价格信息网，并指点记者看到了有血塞通片的价格目录，上面由政府定价的同规格血塞通片上，制定的最高限价为16.1元。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政府最高限价，药店没超过核定价，因此不存在违规之处。该工作人员称，药品的管理权限在国家和省级两级部门，它们给药品定价，南京市按照执行就行了。
虽然的药店每盒16元的售价没有突破政府的核定价，但在张女士看来，这其中却有着高达10多元的利润，对于一种普通药来说，存在如此高的利润，那么物价部门制定这种价格是不是存在问题？
随后，记者从江苏省物价局采访得知，政府对药品的定价，不可能按照最低的成本去定，也不可能按照最高的去定，而是取一个社会生产同类药品的成本平均值，并加上合理利润，以此来作为该规格药品的最高限价，而像这个药品的价格，又是由国家发改委拟定的价格。
专家细释定价规则
昨天上午，江苏省物价局药品管理办公室的一位邵姓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详细解释了有关血塞通定价16.1元的缘由。
据介绍，血塞通主要是用于止血活血，其主要成份提自一种名叫“三七”的药材，但这种药材又主要产自云南省。但这又因为材质不同，价格不一样，按照分类，这类药材又以500克为单位，分为20头、50头、80头及120头，头数越少，个头越大，成长的年限也越长，质量也就好，价格相对就高出许多。除此之外，还用剪口、溶根。因此，这不同的药材做为药品投料时，其成本也不一样。“比如用20头的，比用剪口或者溶根的，成本相差太大了。”邵姓专家说，目前全国生产这类药品的有几十家，相关部门在综合了这些因素后，核定一个全国生产企业的平均成本，以此定价。
按照专家的说法，如果用次一点的投料诸如三七的剪口、溶根生产药品的话，成本自然会大大下降，售价也自然低，效果自然也要差一点。而用好一点的投料生产的话，成本自然高，售价也就高。
张女士告诉记者，有关部门笼统地定个最高限价，但对于那些用好的投料的厂家来说，生产同类药品的成本加大，如果售价提高的话，自然影响销量。而这种药品，价格是最敏感的因素，至于效果，因非专业人士，自然也无从评判了，那么这样一来，为了增加销量，降低成本，岂不是鼓励生产厂家用次料来生产药品吗？
一些市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物价部门最高限价应更多考虑到患者的利益，应对药品经营企业的加工方式、运营成本进行详细调研，对其用材、含量有一个量化的指标，制定出合理的最高限价，在保护患者利益的同时，又可以有效地防止药品销售企业赚取暴利。本报记者 梅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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