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个城市陆续投入水价上调的大潮中。一时间，水价的调整，充当了公用事业产品价格上涨的“急先锋”。
水价改革，说了很多年。多年来，改革难有大的作为，关键原因在于，这场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而改革的路径与结果，必然会导致提价。价格的提升，意味着利益将重新调整与分配。
这一次近乎集体性的多个城市水价上涨，自然不等同于水价管理体制整体性的变革。水价的上涨，毫无悬念地引来一些责骂声，由此也引出两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其一，外资水务是否充当了本次价格上扬的推手角色；其二，这轮水价上涨究竟该如何看待？
从现象看，外资水务在推动水价上涨过程中态度是积极的，这当然是商业逻辑使然。无论是纯国有的自来水企业，还是外资水务，都有追求利润的天然动机。只不过，水与一般商品不同，作为一项公共事业产品，水价调整明显会受到相关价格法规的约束，且必须严格履行水价调整程序。
本报昨天的相关报道中已经提到，此次调价的城市，包括了昆明、兰州等地，而这些地区的自来水企业，都在当年被外资水务高溢价收购。本报记者甚至发现了那些外资水务巨头的一个经营“秘密”：即当年通过“亏本”高价收购中方水厂，先卡住市场位置，然后再谋求涨价来化解经营风险的成本。
显然，这些外资巨头的经营谋略，即便不以“阴谋论”视之，单从常理上讲，其行为也似乎有所偏离。不过，外资水务来华经商，目的就是赚钱。在商言商，无论威立雅们如何想办法为自己争取利益，只要其经营行为符合中国法律，在法律的语境之下，并不能横加指责。
那么，这场已经拉开序幕的水价上涨风潮，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看来，这是水价改革正在向一个新阶段推进。一场宏大的改革叙事，通过此起彼伏的价格上调，通过舆论的博弈与碰撞，一点点地具体化，并最终落实到每一个微观的利益主体身上。
关于水价改革的逻辑，此前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均已讨论甚多，并已达成共识。与其他资源性产品价格情况相似，长期以来，水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价格市场化程度不高，价格无法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由此对资源造成严重浪费，与“节约型社会”理念背道而驰。在中国目前的水资源现状和城市供水能力约束之下，推进水价改革的方向是确定无疑的，只是时机如何选择的问题。
尽管有批评者指责，制造涨价者总喜欢拿“节约资源”来说事，这样的批评多少反映出了对价格调整的不满，但水价改革的逻辑起点，确实体现着资源价格改革的一个相同目标。当然，节约资源只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便是推动水这类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逐步市场化，进而有利于增加社会总福利。
从这些意义上说，水价改革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当改革本身必然导致水价上涨，甚至会影响到一些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时，改革方案又该如何体现出公平原则和对弱势群体的照顾——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方面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水价改革最终的结果。
目前，有10多个大中城市开始水价调整，接下来，有更多的城市将推动价格改革。为指导各地有序推进水价改革，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在推进水价改革过程中要严格履行水价调整程序，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尤其要做好低收入家庭的保障工作，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不降低。这其中的关键，一是要保证程序正义，二是要关切民生。
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在以往的许多关乎民生的价格改革当中，为实现程序正义而设计的经济民主形式——价格听证会往往有走过场的嫌疑。如果在水价改革的过程中，价格听证会质量也不能得到保证，那么，很有可能将折损改革本身的合理性与正义性，也会令广大民众感到失望，并增加对水价改革的抵触情绪。
考虑社会承受力的一个含义，就是水价改革不能“大跃进”，必须参考各个地方的收入水平，逐渐推进。同时，须做好成本监审，避免水务企业趁机虚报成本，将经营成本过多向社会公众转移。另外，围绕一些低收入人群在水价上涨之后遇到的困难，政府要有合适的解决方案，如直接给予低保户现金补贴，以缓解这个群体的生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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