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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不久前表态，高考加分政策暂时不会调整。这一说法再受质疑，最新的例证是，浙江的绍兴一中又曝出加分丑闻，在73名凭借特长获得加分的考生中，有49人来自权势家庭，其中30人属官员家庭，19人属企业老总家庭。
其实，单从家庭出身来论是否有文体特长，本身不具备逻辑性。如果是官员或富豪子弟，就一定不学无术，依靠父母权势“潜进”加分队伍中，这个推论显然不是来自冷静而全面的调查结果———但是，这个推论符合老百姓来自生活经验的“合理想像”。
所以说，对于高考加分这一政策，其实本身不值得怀疑。否则，关于偏科生特长生失去深造机会的讨论，不会每年都是热点。问题在于，高考加分，何以真的指向特殊人才，而不致沦为特权的工具。
从重庆“民族成份加分”丑闻，到绍兴一中“特长生加分丑闻”，我猜，其实全国各地，从中考到高考，或者更多以“公平竞争”为准则的选拔中，权势寻找到的工具多种多样，方式也多种多样，相同的只是权势一定会选择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如此看来，废除工具显然不可行，它既不可能遏制权势寻租的趋向，也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公平。
权势害怕什么?不是渠道的变化，而是彻底的公开。重庆“加分丑闻”和绍兴“加分丑闻”都是在曝光以后获得关注，进而得到纠正。当然，指望每一起加分的丑闻都通过新闻曝光来纠正，显然不可能，而指望“杀一儆百”后的权势自律，也不现实。可行的方式，只能是在加分前学生状况的彻底公开。公开的内容，既要包括父母的身份，也要包括加分的凭据，还要包括接受质询的渠道。如果加分是通过某种测试和比赛得出，那么这种测试和比赛本身就要公开，测试的标准，现场的状况，比赛的结果。这些并不涉及保密或隐私的问题，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竞争中的因素。
竞争者之间的相互监督，是一场公平选拔中最有效的监督。这种监督，其实操作最简单，问题只在于，是否有勇气实行这样的操作。假如执行这些操作的人，本身就是权势群体，他们的子女本身就在“加分”中获得了意外的好处，那么这种勇气自然会难产———这倒是加分政策细则中需要调整的部分。
新闻回放:7月26日，甘肃凉州区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竞职笔试中，聘请18名少先队员担当“监考官”，结果当场抓住25名作弊考生。此举因“大人的事小孩千”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鲁珊）
(本文来源：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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