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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二连三见诸报端的高考加分丑闻，似乎都在传递一个信号：在被视为公平、公正的高考面前，加分制度已成为一条隐藏于僻静处的特权小径。
据媒体报道，今年高考，浙江绍兴一中73名以体育竞赛获奖者加20分的考生中，有30名为政府官员与事业单位领导，有19名企业老总的子女，另外15名学生家长是绍兴文理学院等单位的教师、医生或主任，1人是绍兴一中校长的外甥，只有8名考生是田径、球类、游泳等运动项目获奖取得高考加分资格，或是来自普通百姓家庭。
“三模三电”加分者占这所中学2009年823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的近十分之一。
有利益，有权力，自然就会有寻租。谁也不能指望高考加分制度天然纯洁，问题是，回头看看这一系列高考加分丑闻，除了公权异化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呈现出典型的族群化现象，只要拔出一个萝卜，就必然带出周边的烂泥。有人说，高考加分已经成为权势盛宴，成为金钱与权力赢家通吃的VIP待遇之一。那么，权势者是如何突破制度防线，成功地在加分制度上轻松晋级的呢？纸上的高考也是一种制度，为什么这一制度相对能将权势者拒绝在后门之外，而独独加分政策充满可自由裁量的弹性？
这恐怕不能单纯地责怪权力，或者咒骂金钱，而应该反思高考加分制度本身。
一者，有些加分制度，本身就为权势者打开了方便之门，譬如成本高昂的航模比赛、艺术加分等。我们不妨看看某校的一组数据：从生源地类型来看，88%的艺术特长生来自大中城市，只有11%来自小城市或城镇，没有一位艺术特长生来自农村。道理很简单，农村孩子基本上没有条件学钢琴、芭蕾舞等。类似动辄要价上万元的航模，别说农村孩子，普通城镇学生恐怕也不是个个承担得起。这些加分政策，已经丧失了普适性，哪里是为所有学生准备的，分明异化成为特殊群体服务的制度。
二者，加分政策五花八门，标准参差不齐，而且权力下潜很深，往往一个中学校长就能将全国所有大学的平等录取权架空。加分权力分散，掌控加分话语权的部门与人员纷繁复杂，直接导致对加分权力的集中监管沦为形式——而如果加分政策只能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依赖群众或媒体监督，则这样的加分政策必然成为某些人专享的“自由”，最终导致社会阶层固化。
三者，高考加分丑闻族群化呈现，说明加分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半公开的交易，既然是交易，自然是“价高者得”。按理说，出于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每个考生和家长都有举报或投诉此种交易的动力，而这种交易能长期蛰伏于基层教育领域，更说明高考加分上的知情与监督是多么不易。
加分制度的本意在于维护公平，结果却屡屡沦为权势者的游戏，眼下看来，在诚信机制尚未建立、考试立法尚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下，高考加分制度要树立公信力，只有“瘦身减肥”、“权力上移”这两条路径。族群化的高考加分丑闻，不仅深深伤害了高考公平，更损害了考生的实体权益，这难免让人怀念起“全国统一”的“裸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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