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休闲计划”呼之欲出 粤、鲁、浙、苏四省先行先试

　　专访国家旅游局综合协调司副司长高舜礼：

　　启动“国民休闲计划 ”恰逢其时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杨眉/北京报道

　　“天上掉馅饼了！”

　　一进入3月份，“旅游券”几乎一夜之间成了百姓关注的热门词。

　　尽管各地发放的方式和对象不同，但共同特点是“免费”。

　　“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有杭州、宁波、安吉、长兴、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高淳等市县发放了旅游券，总价值约超过10亿元。天津市和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山东等一些城市也发放了旅游券，总价值已超过5000万元。”国家旅游局综合协调司副司长高舜礼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免费旅游券最先出现并较为集中的省份有广东、江苏、浙江等。如广东的一家旅行社与酒店、航空公司、景区等联合派发总额2000万元的旅游券；江苏省南京市向20万户家庭发放总额2000万元的“南京乡村旅游消费券”；浙江省杭州市从3月1日起，先在上海发放总额1.5亿元的“杭州旅游消费券”；宁波市民领取了总价值3000万元的“航空旅游券”……

　　“山东省尽管没有大规模发放旅游券，但自今年春节起就推出了‘山东人游山东’、‘省内旅游一卡通’等计划，并提供免费住酒店、免费门票等优惠。”山东省旅游局办公室王主任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而广东省2月23日在全国率先启动的“国民旅游休闲计划”，更为旅游券活动平添了想象空间：为何旅游券集中出现在广东、浙江、江苏和山东等省份？这些举措只是各地拉动内需的临时急招，还是与外界高度关注的“国民休闲计划”有关联？

　　3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就此话题专访了国家旅游局综合协调司副司长高舜礼，他不仅阐述了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旅游惠民政策对拉动内需的快速效应，也对各界关注的“国民休闲计划”作了解惑答疑。

　　“旅游券是拉动内需的创新之举”

　　《中国经济周刊》：高司长您好，对近日各地派发的免费旅游消费券，很多市民感觉很惊喜，而派发过程中也出现了市民哄抢等问题，您对此是否有所了解？持何种看法？

　　高舜礼：我对此有所了解。最近我到杭州、南京等地做过调研，开了两个座谈会。我认为，目前一些市县发放旅游券，是当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促进旅游消费的创新之举。一是创新了应对金融危机的手段。消费拉动与投资拉动相比，具有快速见效和扩大最终消费等优势。不过，各地发放的旅游券与以社会福利、救助保障为特征的消费券有明显区别，主要目的不是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通过增加和变相增加消费投入，刺激和推动潜在旅游者进行旅游消费，从而有效扩大最终消费。二是切实提振了市场信心。当数千万、上亿元的旅游券发放以后，城乡居民显示出空前的热情，他们看到了当地经济的雄厚实力，感受到了当地政府对民生的巨大关注，收到了舒缓隐忧、凝聚人气、提振信心的明显效果。三是快速见到了扩大消费的效果。如浙江安吉县自正月初三试发旅游券，仅春节期间旅游收入就同比增长270％，一、二月份旅游接待和收入都有两成多增长。而杭州市旅委会预测，杭州推出的1.5亿元旅游券，按30%－40%的回收率测算，可迎来100万游客，撬动10个亿的旅游收入。

　　至于现场派发旅游券可能出现拥挤和“抢”领的问题，下一步将逐步改为较稳妥的派发方式，如请社区派送、凭户口本“摇号”、网络申领、邮局投寄、增设申领网点等。

　　“粤、鲁、浙、苏四省先行先试”

　　《中国经济周刊》：旅游券的派发是各地的自主行为，还是国家旅游主管部门的统一步署？此类旅游惠民措施集中出现在广东、浙江、江苏和山东等地，是偶然、还是有意安排？

　　高舜礼：集中出现在这几个省份不是偶然的，与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旅游券的资金都来源于地方财政和企业协作让利，当地居民也有这种需求。其中，这四个省份也是“国民休闲计划”先行先试的地区，当初确定进行试点也考虑了这类相关因素。

　　《中国经济周刊》：“国民休闲计划”是目前热度很高的新闻话题，据了解，国家旅游局早就开始研究“国民休闲计划”，何时可以正式启动？

　　高舜礼：明确提出这一重大课题是2007年。去年11月，上海国际旅交会上首次传出此消息，将正在行业内、小范围酝酿的工作计划公之于众，才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

　　国民休闲计划，也称为“国民旅游计划”或“国民休闲纲要”，类似于1995年国务院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然而所引发的社会反响却更为热烈和激烈。综合各类媒体的反映，无论是赞同，还是质疑，核心问题交汇在该计划出台的“时机”上。

　　“有质疑是好事”

　　《中国经济周刊》：与当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受到各界一致赞同不同，人们对“国民休闲计划”看法不一，不仅有质疑，更有反对声音，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高舜礼：有多种声音是好事，既便于决策层考虑更周全、解读更清晰，也有利于该计划更完善、更切实际。我个人认为，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主要有四个原因：

　　一是望文生义，对该计划的名称有 “新鲜感”。看到“国民”，就考虑是全体人民，就关乎个人的切身利益；看到“休闲”，就感觉愉悦和向往，跃跃欲试；再看到“计划”，就认为已列入工作日程，不久就可实现了。但对其内涵和精神不甚了解。

　　二是敏感反应。勤劳是中华民族一向嘉许的社会心理，我国传统文化中，休闲与勤劳是相对的，人们赞美勤劳，而休闲则很少上升为社会心态的主流，充其量只是一个中性词。因此，就“休闲”搞一个国民计划，很多人未做好思想准备，提出质疑属于价值观念的本能反应。

　　三是忧虑时机。全球性金融危机给我国的影响较大，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严峻，企业、个人的利润和收入大幅减少，很多人认为谈休闲不合时宜。

　　四是现实基础。休闲、旅游等消费需以“有闲”和“有钱”为基础。当今“有闲”空间缺乏弹性，因为法定假日已有定数，很难再增加，而带薪休假又难落实；虽有一些地区比较富裕，但按每天人均低于1美元开销的全球统一贫困标准，我国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庞大。

　　《中国经济周刊》：既然各方有这么多疑虑，为何还在抓紧研究并计划实施？

　　高舜礼：有疑虑并不意味着就要回避和放弃。关键是要看这是怎样的一项计划，搞清其真实含义，明白“国民休闲计划”的目标方向。

　　从政策制定层面来看，“国民休闲计划”的主要目标包括：

　　（一）一项生活质量的提升计划。国民休闲计划是一项事关广大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计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内容，是让老百姓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因此，为休闲“正名”、发展休闲产业、倡导国民休闲，这是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一项惠民利民的“民心工程”。

　　（二）一项拉动内需的促进计划。休闲是新兴业态，旅游、文化、体育、娱乐、餐饮等服务业与之紧密相关，拉动内需效应显著。如宁波派发的3000万元航空旅游券，预计将拉动宁波航空旅游消费总额5至8个亿；广东派发的2000万元旅游券，预计将带来4亿元以上的旅游收入，更可带动相关产业收入17亿元。

　　（三）一项休闲产业的发展计划。以黄金周旅游消费为标志，中国的大众休闲、大众旅游时代已经来到。实施国民休闲计划，不仅是顺应群众休闲消费市场的需求，也是促进国内休闲产业发展的大好时机。

　　（四）一项抗御金融危机的救市计划。金融危机形势下，实施“国民休闲计划”有利于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正是应对严峻市场挑战的“救市”之举。

　　“我国休闲消费已近爆发性增长期”

　　《中国经济周刊》 ：“国民休闲计划”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国策，但实施过程中会不会助长公费旅游的不正之风？

　　高舜礼：这种担心也是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考虑的重要防范环节。从课题研究和舆论反馈看，主要有四个担心：一是会否引发公费旅游，让原本造福全民的休闲计划，演变成一场公费旅游的少数人的“盛宴”；二是会否增加国民负担，如果用行政手段推行该计划，势必与百姓的创业计划、培训计划、教育计划、减税计划等发生矛盾。三是会否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国民休闲计划”如何避免引致“国民”身份认同感的分裂。四是可操作性脆弱的担忧，目前具体条件不是最大障碍，全社会尚未充分接受休闲理念才是操作的最大关键，所以有人断言，如果离开了党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国民休闲计划”仅靠一两个部门很难完成。

　　《中国经济周刊》：广东省已正式启动国民休闲计划，开始先行先试。在国家层面上，国民休闲计划是否也有了时间表？

　　高舜礼：出台时间是业界和全社会都较为关注的问题。政策研究已比较成熟，现实形势也表明，现在是研制、出台和实施的最佳时期。

　　主要理由如下：首先，休闲生活是全面小康的应有之义。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经济发达省份，提出率先实施国民休闲计划，既有利于推进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更好地保障民生权利。其次，休闲消费已步入大众化阶段。如每年几度的黄金周，全国居民出游动辄上亿人次；每逢周末，城郊和乡村游人如织，休闲度假设施满载运营；全国人均出游率连续三年超过1次，休闲消费的大众化市场为施行国民休闲计划奠定了非常现实的基础。再次，我国的休闲时间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周末双休、法定假日、“黄金周”等，已使我国公众全年的假日和休息日达到115天，劳动者额外再享有5-15天的带薪休假，这为国民休闲提供了充足的闲暇。

　　再从市场供求因素看，休闲需求和休闲产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先看休闲潜力。按照全球休闲与旅游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当人均GDP达到3000-5000美元，就将进入休闲消费、旅游消费的爆发性增长期。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达3000美元，预计“十一五”期末将接近4000美元，已触及了休闲消费“爆发性增长”的中低线。2008年几大城市的人均GDP，广州市为8万元人民币、上海市为1.05万美元，杭州市1万美元、北京市9000美元。全球著名的传媒机构尼尔森公司调查，近年来，我国53%的消费者计划把节余资金用于休闲、旅游等，这个比例居于亚洲14个国家之首，高于新、泰、马、日、印等国。因此，我国国民休闲消费正处于强劲增长的前夜。

　　再看休闲业态。休闲作为一种业态，目前国内既有闲情逸致、小资情调的传统消费场所，也有乡村庄园、葡萄酒庄、高尔夫球场、豪华游艇、迪斯尼大型游乐园等西方“泊来品”。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从国家层面定位，要求积极培育休闲这一消费热点。而国民休闲是一个国家发展到“盛世”的内在表现，是一个民族繁荣昌盛和生活水准高度的重要体现。

　　不过，从现实操作层面，国家级的国民休闲计划才刚刚进入研究制定阶段，从调研、起草到论证、出台、施行，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而在全国城乡和东中西部广大地域都见成效，更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过程。

　　尽管如此，综合研究近一个时期的多种因素和条件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和结论：当前推进“国民休闲计划”恰逢其时。

稿源： 中国经济周刊 　编辑： 崔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