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2009年第9期封面图

　　东方网3月4日报道

　　上海户口“冰融”

　　上海出台户籍新政，持有居住证的常住人口如果符合若干条件，有机会获得上海户籍。此举被一些学者誉为“冰融”。户籍新政出台之前，不仅440万在沪持证人士翘首以待，中国其他地区也十分关注。最后公布的方案与一些人的期望还是有落差的，“几家欢乐几家愁”，肯定与非议兼而有之。

　　平心而论， “一步到位”是一种思路，“得寸进寸”也是一种思路，如果“一步到位”不太可能，“得寸进寸”也算得上一种进步。改比不改要好。改革没能惠及更多人令人遗憾，但受惠于此次新政的人数也将有十几万之多，且游戏规则明确，让更多想落户上海的人有明确的预期，有利于上海吸引人才，也有利于人才安于在上海发展，是一件好事。

　　“得寸进寸”，但并不能安于寸进之功。人们不禁要问，上海的这一步，能不能跨得更大？受益的人能不能更多？方案中有一条“试行三年”，给人颇多想象的空间，那么，规则能不能更加稳定明确？人们还要问，上海走出了一小步，能否接着走出下一个一小步，甚至是一大步？上海走出了这一小步，中国其他城市会不会也走出自己的一小步？

　　不管何时何地，户籍政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是因为中国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是积疴如山，民怨不已，成了中国现代化路上的瓶颈。根据中国改革的经验，人们先是寄望局部改革能够推动全局发展，但事到如今，地方政府已经不堪希望之重。上海的一小步推不动全国的一大步。要打破户籍分割，使国民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果实，中央政府必须有更大的政治决断，和更多的财政投入。(汪 伟)

　　王小帅自述：我漂来走去的人生

　　我的人生里，有一点挺失败的：混了这么多年都没弄清楚，我到底是哪儿的人呢……

　　采访/整理·王 倩(记者)

　　上海户口新政出台，几乎同时，出生于上海的王小帅正为自己卷入了倒卖北京户口案而困扰。

　　我是哪门子上海人？

　　1966年，我在上海出生。两个月后就离开了上海，因为我妈的工厂迁去了贵州，我爸本来是要留在上海戏剧学院当老师的，也跟着一起去了贵州，在贵州省京剧团当京剧导演，导样板戏。妈妈的工厂里其实都是上海迁过去的工人，比较封闭，和当地的贵州人没有太深的联系。我一直知道自己不是真正的上海人，因为厂里那些上海人过年过节都要回去的，但我们家在上海那边没有亲戚的；我也知道自己不是贵州人，两千多人挪过去把那片山都给占了，当时我们在学校里说的全是上海话。

　　后来我(筹拍《青红》前)回去过一次，离贵阳特近，就在郊区，有点像北京到通县那个距离。但当时的印象里，山路曲里拐弯的，又没路灯，觉得离贵阳远着呢。那次回去时我以为他们还在说上海话，我就跟他们说上海话，却没人理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全是贵阳话，整个给我弄蒙了。

　　小孩没有户口，反正父母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在贵阳一直呆到13岁，后来因为我爸调去了武汉军区话剧团才离开了工厂。那时候没开放，自由职业和停薪留职这些说法都没有的，调动和迁移都需要户口档案。我爸有过好几次机会回上海，比如80年代他有部戏在上海戏剧节上获了奖，当时大家都让他回上海，但他只要一想到户籍、档案和人事这些个就嫌麻烦，而且在外多年了，也是人生地不熟了，就一直没回上海。我一直为我父亲觉得可惜，户籍制度对人的这种隔离，在他们这代人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我原来打算拍的一部戏，写的就是当初厂里的五家人。他们从厂里跑了，一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领着其他四家人，半夜三点多钟，提前约好了解放牌大卡车，开到厂里，走了。第二天厂里发现人没了，这时候已经是“火车向着韶山跑”，早就奔上海了。到了上海，他们五家人就落脚在上海的郊区，浦东郊区农田边上的一排平房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户口，小孩当时也没法上学。我认为这五家人非常伟大，户口不要，什么都不要，就要回上海回老家。

　　随父母去了武汉后，我在重点中学华中工学院附中读书。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上海人，武汉又算什么。我对那时穿过的一件衣服印象特别深，后来从中央美院附中毕业时都留着这件衣服，深灰色的四个兜，的确良的。但在武汉人眼里这件衣服特土，他们用武汉话说我是乡里娃。我听明白了，乡下孩子，我说反了吧，怎么叫我乡下人？其实想想我还真的是乡下人，第一堂是英语，第一个问题就没人回答，老师就点了我这个新同学的名，我起来用英文回答了，一下子大家刮目相看了，乡里娃的地位提高了。

　　在我的印象里，即使后来去了北京读书，也几乎没有想过“回上海”，我对上海其实没什么印象，也没有完完全全把自己认同为上海人。15岁那年我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一个人去了北京。那时候我有了集体户口，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户口这个意识，虽然只是集体户口。

　　我怎么就离开北京了呢？

　　我们家一直都这么漂来走去的，没有太强的“我是哪里人”的概念，但我当时觉得自己在北京读书，在北京呆下来是天经地义的。直到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我们那届可能是最后一批国家包分配的大学毕业生，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又要面临(户口的)选择了。

　　我们那一届毕业生留在北京的机会很少。我学分比较高，学校问过我要不要留校，那时年纪小，23岁，傻乎乎的，经不起这种考验。当时就想搞创作，觉得拍电影的留校当老师不太适合，稍一犹豫机会就失去了。后来北影厂提出要我过去，但没多久北影厂的机制也变了，又去不成了。

　　当时大部分同学都比我聪明，他们知道北京户口多么重要，他们按兵不动，比较有韧性，哪儿都不去，就死耗着。反正学校也只能把你的户口压着，你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慢慢寻找机会，最后大家的户口也都落在北京了。当时我不敢扛，觉得很恐怖，没有身份怎么办？再加上分配到了福建电影制片厂，那边答应让我过去就拍电影，我就去了，把户口和档案都调去了福建。一到那儿我就后悔了，从此我和北京就没关系了啊，一辈子都是福建的了。我在北京生活学习了10年，就这么轻易地离开了？我恐慌了一段时间的。

　　刚到福建时我就下定决心了，什么行李都不买，什么家具都不买，就一张床，被褥刷牙杯子毛巾弄好，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因为我知道多一样东西就多一个负担，就多一个累赘，将来想走都走不了。那时候领完工资，250元钱肯定压在枕头下面，用来买机票的。那时回一趟北京坐联航250元，这个钱打死放在那儿不能动的，剩下的买烟。开始住厂里招待所，后来给了我一个宿舍，我就拣了个沙发搁在宿舍里。

　　在这期间我就折腾剧本，折腾了五六个剧本。听说同班同学胡雪杨已经在上海开拍《留守女士》了，我把这个意思和厂长说了，结果厂长表态说，我们大学生要锻炼五年。我一听，没散会呢，喝完水出去，跟人打招呼说我走了。我回宿舍去把包一拿，把钥匙给了人管着，走了，从此就一直没回去上班。我回了北京。

　　现在外地人在北京可以租房买房买车，可是当初我连买手机都不能写自己的名字，要借北京朋友的身份证件。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户口不在北京带来的问题，是我第一次申请护照要去温哥华，当时想申请因公出差，需要各种证明。那时候我已经长期不在福建厂上班了，但我的户口和档案还在那里，被厂里管着，批不下来。这时我才知道，哦，原来户口这东西真这么厉害。

　　半年后我要去一个电影节，这回必须得把护照弄下来。北京不可能给我办，所以又重新回到福建。那时候穷，机票很贵，来回得两三千块钱。坐火车吧，得三天三夜。我在毕业分配时坐过火车去福建，太痛苦了。关键是折腾回去还不一定能办成，签这签那，缺这缺那的。

　　最后终于办下了一个私人护照，结果因为是在福建注册的，签证又非常麻烦。福建那边的移民偷渡比较厉害，我恰恰拿了一个福建护照，每次签证官都给我脸色看，我只能是低三下四的。他一看你护照，如果你一次都没出过国，他就怀疑你“你要去干吗，是不是要偷渡”，如果你签过许多国家，他也怀疑你“为什么你半年就一下用满了，为什么去这么多国家”。护照5年到期，在其他城市办延期可能比较顺利，但在福建，不仅人要亲自到场，还要再经历一遍当初第一次办理护照时那样的程序，这太恐怖了！太麻烦了！所以2004年左右时，我把户口迁到了河北涿州的朋友那儿。

　　我当过一年的假北京人

　　现在想想我在涿州也挺方便的，离北京也就50多公里，开车半个多小时，办什么事情都挺方便的。没想到，别人关心我，最后关心出了大事。

　　2006年底朋友们一块儿吃饭，聊到户口话题，他们都很吃惊，你不是北京人？我15岁就来北京了，在北京也买了房，而且周围人也都解决了北京户口啊。还有人说，我以为你早拿美国绿卡了啊。我说，这个说来话长了。朋友就说，我帮你弄到北京吧，你这样多不方便。我说行啊，老听说哪儿改革了，哪儿买房给你落户，哪儿人才可以落户。我没具体打听过，就觉得可能北京也这样吧。当时真的就是图方便，身边事儿弄得方便些，工作才能更投入，不是吗？

　　没过几个星期，人家就给办好了，叫我拿着一张纸，在哪儿买的房就去哪儿的派出所落户。我家对门就是派出所，我让那儿一放，人家一看说没问题。我拿到了北京的户口本，重新办了身份证和港澳通行证。这回终于有一个户口证明我在北京了，20年了，我终于又变回了北京人！

　　听说北京办护照特别方便，可是我还没体会到这方便，户口就给冻结了。

　　我在北京落户一年后，2008年2月从柏林电影节那边回来，忽然有人上门通知说，我的户口是假的！(2009年2月12日，北京最大的倒卖进京户口案在海淀法院开审。检方指控，富长宁、张锡长、胡经建和付长利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富长宁在为王小帅办理北京户口时，将北影本科毕业生的他虚构成了研究生学历，工作单位是2002年就被注销的北京航润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航润达这个公司，而且我托人办这个户口时也没有花钱。

　　当时我正计划去香港拍一部戏，北京户口被这样被冻结了，一直僵持着，我也去不了香港。现在这个案件已经开审了，我作为受害者也没什么事，现在就是要把户口再落回到河北涿州，重新办理港澳通行证等证件。

　　现在很多演艺圈的同行纷纷申请香港身份证，有人也和我提过，我内心比较复杂。毕竟香港身份对我们这种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方便，听说除了美国之外一般要去的其他国家都免签，确实方便。但因为麻烦，就要去办这种身份吗？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去过澳门，也不太爱去香港，都回归这么多年了，都是我国领土，却还要签证？我搞不懂，也始终在生这方面的气。

　　和户口相关的问题还有医疗和以后孩子的教育等问题，现在我还没太多经历这些。不过身边人的孩子可能多交点钱就在北京上学了，很多事情仔细推敲是不太公平的，很多人忙于工作，不愿意在这方面多花精力，那就多花点钱去读国际学校。反正花钱能解决的就不叫事情，可是个别人花得起这个钱，那些没钱的人们怎么办呢？(部分资料引用自《我的摄像机不撒谎》，程青松和黄鸥著)

　　一个在沪家族的四种身份

　　四种身份，承载着同一个梦想，诉说的却是不一样的故事。

　　撰稿·杨 江(首席记者)

　　在过去的10年间，我所在的家族通过经商、购房、就学、就业等多种渠道，很多人先后实现了移民上海的梦想。10年的跨度正好贯穿了上海从蓝印户口到引进人才落户、从居住证试行到居住证“转正”的户改沿革，而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9名成员也历经这几次户籍制度的改革，出现多种身份。我大致作了一个分类：蓝印户口、上海市居住证(经商务工类)、上海市居住证(引进人才类)、上海市常住居民户口，一共四种。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春天，最引发关注的新闻恐怕莫过于上海在全国率先松动户籍政策，也就是《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的颁布。

　　四种身份，承载着同一个梦想，诉说的却是不一样的故事。

　　人物：姨父、姨妈；姑父、姑妈

　　在沪职业：经商

　　在沪时间10-20年

　　在沪证件：《上海市居住证》

　　(经商务工类)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姨父与姑父两家是最先移民上海的，上世纪80年代末，身怀精湛木工手艺的姨父首先到上海“站马路”，经过10多年的打拼，终于在1999年创办了自己的装潢公司，同一年，同样背景的姑父成为了上海某知名装潢公司的高级主管。

　　姑妈与姑父细看此次《试行办法》后首先表现出的就是失落与遗憾，因为持有经商务工类《上海市居住证》的他们被“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7年”、“持证期间按规定参加本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这两个硬性指标挡在了转正门外。

　　今天的上海已经是一个海纳百川极具包容性的移民城市，不过，早年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少部分上海市民的排外还是给姨父他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阿乡、乡下人”，姨父说起当年这些称呼至今仍觉刺痛。

　　上世纪90年代，在沪务工还须持有《暂住证》，姨妈到上海探访姨父，好几次深夜有警察突击检查暂住证，姨父手下的工人还有的多次被收容遣送，这些都让姨父他们强烈意识到自己只是一名外乡人，地位与上海人是不同的。

　　“确实有低人一等的委屈。”姨父曾经多次对我感慨。因此，移民上海、做一名上海人，成为了姨父这一辈沉重的梦想。1999年，姨父决定举家移民上海，他将这个打算告诉了姑父，两人不谋而合。决定这个时候移民，一是因为从经济条件上两人已经具备，而且双方子女都已到了上初中的年纪，再晚移民，孩子可能就难以跟上上海的课程，当然最为关键的诱因就是自1998年，为了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上海修订了1994年试行的外来常住人口蓝印户口政策，满足一定条件的外地来沪购房者可以申办蓝印户口。

　　成为上海人的机会就这样来了，姨父没有奢望自己变为上海市居民户口，他同姑父一样，将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两个人在上海普陀区的长征镇各自看中了一套价值17万元左右的两居室，近80平方米。这个决定在江苏老家引起了很大争议，老人们多半不同意，一是觉得儿女从此离开自己了，二是担心农民离开了土地，如何在城市生存。

　　姨父与姑父最终说服了双方的老人，“为的就是后代子孙成为上海人，享受到上海人的所有待遇。”

　　按照当时的政策，近80平方米的商品房只能申请到一个蓝印户口，姑父家只有一个孩子，因此没有问题，但是姨父却有些难办了，他有一双儿女，把名额给谁都有失公允。姨父最终把这个名额给了儿子小玮，虽然表妹与我们这些亲戚都有些想法，可是按照农村的思维习惯，倒也能理解。

　　姨父他们当时买下的房子地段并不很好，我印象中当时周围还有农田，是一个拆迁安置小区。10年后的今天，不，其实只用了5年，2004年前后，那一带就发展成上海西部非常有名的金沙房产板块。麦德龙、红星美凯龙、梅川路步行街，昔日所谓的“下只角”得到了迅速发展，房价也一路飙升，那套17万余元的房子现在总价已经涨到了70多万元。姨父他们时常感慨，那时搬到上海，胆子真的太小了，要不然多买几套房子，早就翻身了。

　　房子买到上海，常年孤守老家的姨妈、姑妈也带着儿子离开乡村到了大城市，5年里，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模式，举手投足之间，再无乡村妇女的影子，完全变为了都市女性。

　　姨父与姑父在2004年又各自另买了新的商品房，姨父还买了一套门面房，算是抓住了投资房产发家的机遇。一口地道的上海话、住上了高档社区、当上了公司主管、开起了小汽车，他们还真没觉得自己和上海人有什么区别，或者有什么社会地位高低之分。

　　唯一有些耿耿于怀的就是，虽然拥有上海经商务工类居住证，但与引进人才类居住证不同，姑父他们在公司无法享有四金待遇，因此，看病时看到上海人掏出社保卡，姨父、姑父仍会意识到有没有上海户口的区别。

　　为了将来的生活有个保障，姨父给自己和姨妈买了多份商业保险，他们希望有朝一日上海的户籍制度能真正改革，让他们这些事实上已经在上海安家落户的人能够完全安心。不过，他们也作了另一个打算——今后回乡养老。

　　上海居住证转户籍新政出台后，姑妈研究了相关政策，尽管姑父现在是公司高管而且拿到了高级职称，但由于没有交纳社会保险，姑父将与“转正”失之交臂。

　　姑妈很期望上海的户籍政策能进一步开放：“我们同样在为上海的税收做贡献。”

　　人物：表弟小玮(姨妈之子)、表弟鹏鹏(姑妈之子)

　　在沪职业：学生

　　在沪时间：10年

　　在沪证件：蓝印户口转上海市常住居民户口

　　2002年4月1日，因为外来人口申办增长过快，超过申办控制总量，而积压待办的数量过多，给上海的人口综合调控带来过大压力，上海停止受理申办“蓝印户口”。从1994年2月为促进投资和房地产行业发展试行蓝印户口政策到2002年停办“蓝印户口”，8年间，尤其是后几年，我认识的很多浙商、苏商都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子女移民到了上海。

　　小玮与鹏鹏现在都已成年，小玮目前正在法国留学，而鹏鹏正在准备高考，1999年，他们刚到上海时，对这座陌生的城市充满恐惧甚至抵触。以他们10年前孩童的思维，并不能理解父辈将他们移民上海的意义，“做上海人有什么好的？”小玮小时候时常问我。

　　两个孩子初到上海经历了一段痛苦的适应与“改造”过程，在我们看来优越的教育条件、成熟的商业环境与社区氛围，在两个孩子那里却成为了沉重的负担。

　　以英语为例，上海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教英语，而老家当时却要等到初一。为此两个孩子在来上海之前经历了一个“魔鬼夏令营”。那一年，已经在上海念大学一年级的我给两个孩子补习英语，按照计划，暑假过后，小玮将到上海念初一，鹏鹏则念四年级，这意味着小玮必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从26个英语字母开始学起，补习4个学年共8个学期的全部英语课程。不得已采取了填鸭式的补习方式，这个过程压力大到至今想来连我都觉得不堪回首。幸运的是，两个孩子很聪明，到上海后英语成绩还算能跟上课程，可是毕竟上海的教育优势实在明显，他们在最初两年明显觉得很吃力。小玮多次向姨父发牢骚，责怪他把自己带到上海来，“我在老家以前是第一名，现在却是倒数。”

　　孩子的城市化过程虽然痛苦，却毕竟要比大人容易得多，两年后，小玮回老家探亲，他惊异地发现原先老家的同学无论在思维、见识还是在气质上，都与他有了距离。

　　这是这个孩子第一次意识到在一个发达城市生活学习的优势。“我发现老家那些原先和我很谈得来的小朋友，现在跟我搭不上话了。”他言语中既有失落，也有自豪。

　　拥有蓝印户口的好处不仅在于享受到上海优越的教育资源，对于身为家长的姨父而言，也少了交借读费的苦恼。按照当时上海的情况，若是一般的外来务工子女，大多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即便进公立学校，也要交一笔借读费，孩子在校俨然“二等公民”。

　　几年过后，按照政策，鹏鹏交纳了一定费用，正式由蓝印户口转为上海市常住居民户口，完全实现了“上海化”。小玮也顺利读完中学，等他高考时，更体会了上海户口的重要性。他参加的是上海市高考，而上海的高校在本地的录取分数线比在外省要低不少。小玮高考发挥失常，分数其实并不理想，若是在老家江苏，恐怕二类本科也是上不了的，但却顺利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师范大学。

　　我身边的很多“蓝印户口家庭”都提及这个问题，“拥有蓝印户口，在上海参加高考，孩子要少吃很多亏。”

　　在这个日益国际化的城市，高校的国际教学交流也比较频繁，小玮大学二年级时在自身的努力下，争取到了赴法国留学的机会。

　　从江苏乡村到上海都市，再到大洋彼岸的法国。这个孩子从农村户口到蓝印户口再到出国护照，一次次突破户籍的壁垒。

　　“我应该做一个世界公民。”他在法国给我发消息。

　　在沪家族四种身份

　　人物：我

　　在沪职业：记者

　　在沪时间10年

　　在沪证件：上海市常住居民户口

　　我是这个大家族中唯一通过人才引进方式获得上海市常住居民户口的新上海人。

　　“上海人即便失业，过得也比我们好。”这是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最早给我灌输的思想，父亲并没有要求我考到上海来，只是告诫我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离开土地。我童年时，对上海的印象是，“大白兔奶糖是上海生产的，上海的小朋友可以天天吃大白兔奶糖，多幸福啊。”姨父每年春节都会从上海回老家过年，见到他是我的幸福时光，因为他总是和上海的零食同时出现的。

　　在我的记忆中上海是一种朦胧的好感，后来，看了一部描写上海的电视连续剧《小绍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上海人的市井生活。于是，高考时，我义无反顾报考了上海大学，尽管我的分数可以进清华大学，老师一再劝我如果非要去上海，完全可以报考复旦大学，我回答：我觉得还是先进上海再说，要稳。

　　我在高考志愿书的一类本科项目上全部填写了上海大学，是否服从调剂一栏全部写上了“否”。二类本科以及以下栏目全部未填。现在我都奇怪当时那种破釜沉舟非上海不去的勇气。

　　父亲吓出一身冷汗：上海，对你就那么有吸引力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因为到上海之前，我的活动范围只限于我们那个很小的县城。

　　到了上海，我的第一直觉就是：差距！上海的城市化、国际化令我惊讶，上海大学当时的生源结构还是以本地生源为主，我所在的影视学院90%的学生都是来自上海本地，最起码也是知青子女。我很快意识到了我与上海同学的差距，我当时自卑又阿Q地告诉自己：即便将来不能留在上海，学到先进的观念，我回到江苏一样也是财富。

　　大三的时候，我很快意识到上海生源相比非上海生源找实习单位乃至工作单位是有绝对优势的，很多单位招人时都明文要求具备上海户口。2003年上半年，我临近毕业，班上的外地同学都在为落实单位犯愁。因为只有与可以引进外地人才、办理户籍的单位签约，才能到延安西路上的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申请上海户籍。

　　我很幸运来到了我现在就职的这家媒体，不到一个月就拿到了上海户口。对于我而言，这意味着我从此可以在上海安心工作、生活，可以享受到上海优越的社会保障与城市资源。

　　父亲在我拿到上海户口的那一刻意味深长：你是上海人了。

　　“是新上海人。”我纠正。

　　因为有了上海户口，我开始放心大胆地计划我的人生，首先便是攒钱买房，在姨父与姑父的帮助下，我在2006年年底买了一套70平方米的二手房。买这套房，充分体现了户口的重要性——因为有了上海户口，我贷到了公积金住房贷款与优惠的商业住房贷款，而选房时，我考虑了周边有知名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我当时的想法是把户口从集体户口迁到这里，以后孩子可以从生下来就享受很好的社会资源。

　　然而，并不是每个同学都能在毕业后就取得上海户口，我的一些外地同学只能留在上海边打工边等待机会。

　　2004年，也就是我拿到上海户口第二年，上海的户籍政策开始收紧。这个背景是，2002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居住证制度，分为三类：人才类、普通从业者类、投亲类。2004年，按照进一步控制上海的人口流入，实行外来人口有序管理的原则，在2002年实施引进人才居住证的基础上，在各类来沪人员中按不同条件分为引进人才、经商务工和投靠就读等三类上海市居住证系列。

　　其中引进人才居住证俗称人才类《上海市居住证》。具体做法是，由市人口办每年给公安、人事、劳动、教育等部门核定进户籍的指标，该指标通过“总量控制、部门上报、人口办协调”来确定，一旦核定，各个部门都将作为年度计划严格执行。

　　引进人才以加入户籍为主，逐渐转为以领居住证为主。这一年起，进沪就业的非上海生源应届高校生也纳入了申领居住证的使用范围。实际上这等于给非上海生源应届高校生申请户籍提高了门槛，此前，上海已经开始实行打分制，上海当时每年高校毕业生10万人左右，其中3万至4万来自外省市，通过打分，每年大约有2万名在上海落户。

　　2004年开始，按照大家直观的感觉就是打分制越来越严了，通常的说法是“本科生已经很难进上海户口，甚至研究生都很难。”

　　就在我装修新居正式开始上海生活时，我那些最终没能落户上海的同学，好些个最终在漂泊几年后，还是返回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娶妻生子。

　　人物：妻子、表妹连连

　　(姨妈的女儿)

　　在沪职业：演员、银行职员

　　在沪时间：6年、2年

　　在沪证件：《上海市居住证》

　　(引进人才类)

　　有了本子、房子，下面就是娘子了。我在申请上海户口时，我的妻子还在上海戏剧学院念书，2006年，妻子毕业进入沪上一家文艺单位，自然未能获得上海户口。由于单位优势，她顺利领到了引进人才类上海居住证。与姑父的经商务工类居住证不同，她享有几乎所有的上海户籍社会保障待遇。因此，当时她觉得居住证和上海户口一样，并不影响她在上海的生活、工作。

　　2006年年底，就在我买房后不久我们俩认识了，等到几个月后我们商议结婚，才发现持有居住证的不便。

　　我们要办理结婚证，必须先陪妻子回浙江老家拿户口本，然后再回上海到我的户籍所在地普陀区民政局办理。再后来，我们计划生孩子，妻子还是要回浙江领取准生证，再回上海办理其他手续。对妻子而言更麻烦的是，如果有出境演出任务，她还要回浙江办理。因此，妻子时常和我开玩笑：“上海人，委屈你了，谁让你娶了一个外来妹。”

　　老实说，即便有这些问题，也不会过于影响我们的生活，无非是多跑几趟，浙江毕竟还算是近的。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已经解决：我有上海户口，将来孩子落户不成问题。

　　妻子所在的文艺系统每年都有寥寥几个居住证转正的名额，因此往往为了一个名额，单位里的女孩子们明争暗斗，怨声载道。每一次申请转正，女孩子们又是忙着体检、公证，又是忙着打探消息，最终却多是失望而归，妻子后来干脆放弃了，“大不了我等着，嫁给你十年后，按照政策户口就可以迁来了。”

　　2008年，我和妻子终于抽空去浙江取回她的户口簿回上海登记结婚了。这一年，姨妈的女儿连连也已经从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自1999年，姨父、姨妈带着儿子小玮搬家上海，连连就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

　　连连毕业后一心想来上海和父母团聚，虽然一时对父母没有将宝贵的蓝印户口机会给她多少有点想法，但还是能体谅父母。

　　连连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这时候户口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这丫头很努力，自己在张江某银行觅得一份职务，由于姨父在上海有多套房子，连连顺利申请到了引进人才类上海市居住证，在她身边很多“张江女”、“张江男”，由于无法借到房产证或者学历达不到标准，连这类居住证都申请不到。

　　我打听了一下，“沪漂”们挑选对象时，确实有些人出于现实考虑，把是否拥有上海户口当作条件。有些青年人，因为在上海没有户口，迟迟不敢在上海安家，因为总感觉随时可能离开这座城市，即便在上海安家了也不敢轻易要孩子，因为怕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

　　妹妹前几天问我，嫂子不是上海户口，孩子的户口怎么办？我揣测妹妹可能遇到实际问题了，因此很世故也很无奈地提醒她：如果你选择在上海生活，最好还是找一个有上海户口的小伙子。

　　“大不了，孩子以后读农民工子弟学校呗。”妹妹戏言，“要不，你帮我介绍一个可以申请到中级职称的单位？”

　　按照此次户改新政，妹妹觉得7年的条件，再过几年她不成问题，关键就是在很多企业，没有中级职称这个说法。

　　“改革应该更加彻底，现在并没有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妹妹抱怨。

　　“这只是开始。”我说。

　　骆新：户口有时像鸡肋

　　“我前一阵子想去香港看一个朋友，我和老婆女儿的证件必须都到北京办，有时不能一下子全办下来，最后变成我们分批去香港。”

　　撰稿·金 姬(记者)

　　在上海市政府公布“户籍新政”前一天，41岁的东方卫视创意总监骆新为了15岁的女儿当起了一天的“空中飞人”，只是因为他家没有人拿上海户口。

　　“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北京户口，这几年却一直在上海工作生活。我15岁的女儿今年马上参加中考了，为了证明她是满族，我一定要到北京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证明。”骆新向《新民周刊》无奈地表示，他本来觉得在上海工作生活不拿户口也挺方便，但遇到孩子教育问题和出境办证时却存在诸多不便。“我一直有机会拿上海户口，但以前总有些舍不得北京户口，看来现在不得不考虑‘弃京落沪’了。”

　　像骆新这样在上海没户口的名人不在少数。他们不算“海漂”，只不过觉得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未必是自己扎根一辈子的地方，因此宁愿先拿一阵子居住证再说。事实上，对于有实力的人才而言，户口对他们的吸引力和阻力都要比普通人小很多。

　　北京人

　　从小到大，骆新都没有关心过自己的户口在哪里。

　　他1968年7月生于北京，和其他城市也有着不解之缘。骆新的父亲是从上海中专毕业参的军，所以骆家很多亲戚都在上海。

　　骆新学龄前的大多时光是在江南度过的。他自称“垂髫之年随祖父母生长于杭州。身居古巷，小城故事多入耳；庐伴西湖，千古文章不留心。”

　　等骆新回到北京上学后，“父病三载，少年失怙，遍历酸辛。笔耕不辍，只向报社求稿费；鼓舌如簧，皆为勤工以立身”。《北京青年报》复刊不久，创办北京市中学生通讯社，骆新“不谙深浅，腆颜加盟，只因手脚都勤快，孰料官运竟亨通——历任分社长、副社长、社长”，让他在少年时代就成为一名新闻人。

　　1987年，19岁的骆新当选“首届北京市中学生十大希望之星”。也是在这一年，骆新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大学期间参与央视《正大综艺》制作，“纵横数百城，走马看花”，有幸成为最先接触海外娱乐节目形式之电视人之一。他1991年出外景带的一个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主持人，是后来凤凰卫视的许 戈 辉。

　　1992年，骆新毕业后进入北京市旅游局，本指望此生可游山玩水，谁知被派遣至百年老店——前门全聚德烤鸭店，主管公关销售。国企三年，让骆新感慨良多。“原是艺术幻想家，摇身一变，却成商场现实人。”骆新因在北京企业公关大赛中勇拔头筹，深受上司赏识，被调至集团公司主管公关和市场营销。他也在国企工作期间，完成人生三级跳：结婚、生女、辞公职，“终如一羽仓皇孤雁，怀揣忐忑之心，投奔了万众景仰的中央电视台，自此成为一名职业电视制作人”。

　　从1996年开始，曾经口吃的骆新在央视这个大平台上胜任台前幕后的诸多工作，曾经出任2000年央视元旦24小时直播中90分钟娱乐节目《携手迈进2000年》的总导演。

　　除了央视的工作，骆新还出任北京李扬电视制作中心、李扬广告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节目制作总监；他应邀加盟北京朝阳有线电视，开始尝试城市区域电视频道的市场化运作，任节目制作中心主任……

　　新上海人

　　对于自己在北京那一段的“能者多劳”，骆新回想起来的感慨是：“我在体制内工作很久了，想要到真正的企业里感受一下。”而且，北京的用工体制也不如上海规范：“我在北京工作的个别单位甚至在四金方面对我说：你愿意交就交，不愿意交我们就发给你，你这样薪资还高点……”

　　当然，让骆新选择到上海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他的妻儿已在这里生活。骆新的爱人周女士是满族，土生土长北京人，1998年被北京总公司派驻上海工作至今。因为自己工作繁忙，而且常常出差，骆新的女儿自念书开始就到上海跟着母亲，在京工作的骆新不得不经常飞到上海和妻子、女儿团聚。

　　2003年10月，上海东方卫视成立。骆新以引进外来人才的形式在那年年底落沪工作。“当初引进我时东方卫视提过可以帮我办上海户口，甚至还有我老婆孩子的户口。我之前在北京工作时浸淫事业编制很久了，也就无所谓是否有当地户口了。”骆新坦言，当时对他最有吸引力的是东方卫视的公司体制，因此他宁愿在上海拿一年期的居住证。“我当时还不确定是否会在上海长期工作。说实话，北京户口和上海户口我更倾向于前者，毕竟我是土生土长北京人。北京作为首都而言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优势，如孩子上学，北京的高校数量多于上海。”

　　加盟东方卫视后，骆新出任创意总监，并担纲《走近他们》、《深度105》栏目主持人，同时承担策划大型节目的重任。他屡屡获奖，还成为市政协委员。

　　在日常生活中，他和妻子女儿住在浦东自己购置的商品房内，觉得自己和其他上海人没啥本质区别。“我之前和东方卫视公司签合同，但由于文广集团改制，把这家公司改回事业部，现在就和静安劳务服务公司签合同。我其实是人才派遣制，和编制内员工同工同酬。”

　　但是，每年居住证到期续办时，骆新就明白自己不拿上海户口的麻烦有多大了。“虽然集团人事尽量帮忙了，我只要提供资料、签字、填表就行了。但很多事只能自己本人去办，例如拍照。”骆新最近弄丢了一次居住证，不得不补拍。

　　麻烦的事情还不止于此。作为一名电视人，骆新经常会出境制作节目。“幸好上海外办效率很高，我的因公护照出境很方便，但因私护照就没那么走运了。”如果骆新要和家人出境游，不得不回北京办理，当天还不能拿，因此至少来回两次。“我前一阵子想去香港看一个朋友，我和老婆女儿的证件必须都到北京办，有时不能一下子全办下来，最后变成我们分批去香港。”

　　最让骆新担心的是女儿的上学问题。“我女儿15岁，在上海念初三。今年她要考高中，需要出具居住证。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只是她和其他上海户口同学不一样的是要提供一些证明，证明她的户籍、住处、民族等，这些都是我亲自跑到到浦东新区社发局办的。”骆新为了女儿的事，没少跑北京。

　　当年姜昆有个著名相声段子《着急》，提到主人公老纪的小孩入托的事。因为孩子不属于幼儿园那一片管区，所以幼儿园要让老纪所在的工厂开介绍信，介绍到幼儿园。但工厂希望托儿所先开介绍信，否则觉得没必要先给幼儿园开……等到老纪两边磨破了嘴皮跑断了腿，终于让两边开好了介绍信，他的孩子都六岁半了。

　　骆新的女儿最近也遇到类似情况。“我女儿的民族跟着我爱人一样是满族。虽然北京户口本上写着她是满族，但上海这边需要我到北京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再开一次证明。而北京那边认为户口本已经注明了，没有必要再开一次。我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好几回。”骆新认为，京沪两地很多政策不接轨，让拿居住证的人日子过得不安心。

　　如今，已是上海市政协委员的骆新迫切感到自己需要一个上海户口。“按照规定，除了港澳人士，在上海的政协委员必须有上海户口。”骆新笑称，“为了不让有关部门为难，弄得我不办也不行了。”

　　骆新的爱人周女士也有好几次拿到上海户口的机会，但她都放弃了。她说，她和骆新到上海后为了户口的事讨论了好几回，觉得上海和其他很多中国大城市今后的发展趋势就是逐步放开户口限制，让人才实现真正的自由流动：“我们一直认为女儿长大成人的时候，户口就不是一个羁绊了。”

　　骆新也表示：“一座城市的户口吸引力其实并不大，关键是它是否能够提供一定的平台和资源。如果其他地方有更好的职业发展，我相信大多数人才也会考虑离开上海另谋高就的。只是在当下，对于一个有小孩的在上海的家庭而言，上海户口才显得相对重要。”

　　告别“隐形生活”

　　“虽然公司对于拿户口和居住证的员工一视同仁，同工同酬，但在结婚、买房和小孩念书方面，没有上海户口的员工总是难以安心。”

　　撰稿·金 姬(记者)

　　春节以后，在上海宝信软件公司工作的庄新伟(化名)每周末都要带着老婆去南京看房，不为居住，也不为投资，就是为了给3岁多的儿子报上户口。“说来话长，我家的户口故事也算是跌宕起伏了。”面对记者，这个30多岁的IT业人士一言难尽。

　　庄新伟刚刚研读了《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遗憾自己还不能入围——其实他本来可以够格的，但是工作性质让他和居住证失之交臂，直到2007年进入宝信工作才第一次拿到了上海居住证。对此，他笑称自己之前在上海的七八年生活是“隐形”的，他很希望上海的户籍新政试行3年后还能继续，“否则我又错过拿上海户口的机会了”。

　　海漂生活

　　庄新伟90年代中期在北京念大学时，中国高等教育开始逐渐收取学费。而他1997年毕业时，分配工作也已经成了过去时。庄新伟“自主择业”，到了南京一所学校教书。“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在不同的地方生活，生在湖北，学在北京，所以就想到南方看看，于是没怎么考虑就到了南京。”他的户口也就落在了当地工作的学校，算是集体户口，至今都没迁走，让校方很头疼。

　　进入21世纪，有着IT特长的庄新伟不满足于学校的三尺讲台，去了一家民营企业工作。这家企业总部在北京，庄新伟在上海分公司工作，很多时间在全国各地出差，他的四金都由北京总公司交。由此说来，他虽然从2001年开始在上海工作，但户口在南京，缴税在北京，对上海这座城市谈不上多少贡献。

　　自2002年6月15日起，上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发放居住证，规定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特殊才能、以不改变其户籍或国籍形式到上海工作创业的国内外人员均可申请，享受与上海市民同等待遇。庄新伟考虑过要办居住证，但是本科的他只够格办一年期居住证。这意味着每年都要续办，非常麻烦。

　　“我当时所在的是小公司，续办起来要提前一两个月准备。我有时出差一次就要好几个月，万一续办时我恰巧在外出差，就可能赶不及。权衡之下，我就没办居住证。为什么每年那么多农民工退保？因为一般续办失败，账户可能就会归零，而且这些钱不知道今后能否带得走。”对于当时的决定，庄新伟如今有些后悔，“如果当时的续办流程能够便捷一些，我也不会如此。”

　　2003年，庄新伟在上海买了一套商品房，由于没有公积金，他用的全是商业贷款。“虽然利息更高，但是我的收入也不低，因此这些差额我完全可以承受，觉得居住证对我来说意义不大，反而麻烦多多。就拿我老婆来说，她也是居住证，想要办手机入网都不可以，只能买充值卡。”

　　因为没有上海户口，庄新伟在买车时也感到了歧视：“4S店对我说，一些大公司等竟然都有不成文的规定：没有上海户口的车主必须要买上海牌照。我一气之下买了东风雪铁龙，上了江苏牌照。”

　　户口是颗“定心丸”

　　2006年，庄新伟的儿子出世了。由于夫妻俩都在上海拿居住证，而在南京又都是集体户口，所以儿子的户口上在哪里是个问题。“为了孩子，我想找个大公司工作，因为户口相对好办一些。”就这样，庄新伟2007年跳槽到了位于浦东张江的宝信软件公司工作，公司一下子就给他办了三年期居住证。看上去，似乎离上海户口的目标近了一步。

　　“在上海，单位注册资金100万以上的企业才有资格给员工办居住证。而户口就是颗‘定心丸’。” 宝信软件人力资源招聘专员李广超说，目前宝信的2000多员工中大概有四五百人只是上海居住证，其中也不乏高级人才。“因为政府的政策支持，作为宝钢集团旗下的宝信软件一般都尽量给员工争取上海户口。当然，宝信每年都有因为拿不到上海户口而离职的员工。例如2008年我们招了一个上海交大的毕业生，他女友在北京工作，有北京户口。他在上海只拿到居住证，于是就辞职去北京工作，很快也有了北京户口。”

　　在这方面，京沪两地的差异比较明显：北京每年都会给一些企业一些户口指标，因此很多毕业生在被企业录取的同时就有了北京户口；而上海实行的是打分制，每年的分数线都在变化，即便自己的分值去年可以拿到户口，今年也可能不够格。

　　2007年，和庄新伟一起进入宝信工作的萧宁(化名)就是一例。她是北大软件工程专业硕士，如果留在北京工作完全够格拿北京户口。她希望离自己家乡浙江金华近一些，所以选择到上海工作。谁知那年进沪户口分数是71分，只有70分的她只能拿三年期居住证。

　　还有一个2005年进宝信工作的高欣(化名)，也是因为毕业打分时分数不够而拿了一年期居住证，没能力买房没车，居住证续办起来也很麻烦。虽然公司会帮忙统一办，提前2周即可，但个人需要提交登记表、居住证、身份证、税单以及社保证明。“要租房证明，但房东往往不愿开。因为房东为了开证明就要去租赁机构登记，这样他的收入就要缴税。”迫于无奈，高欣找了有上海户口的朋友到当地居委会开借住证明。

　　庄新伟自认为对上海市的政策颇有研究，他觉得自己的条件够得上户口标准，但不知为何只能拿居住证。“我在这里买了房，工作生活这么多年，每年缴税也很多，想想还不如技术移民去加拿大，在那里拿绿卡似乎也比上海拿户口容易得多。当然，我对国外没啥兴趣。但是在上海这座城市，我一直缺少归属感。”对此，宝信人力资源招聘专员李广超也呼吁有关部门能够决策透明化，因为标准似乎每年都有变化，他有时都无法向员工解释为什么这样的条件在去年办不到户口，而前年和今年却都可以。

　　2008年，浦东新区人才引进放开政策，宝信软件集中为60多人申报了户口，庄新伟就是其中之一，很不幸，最后批下来的是16个，庄新伟这次又没轮上。“我当时以为自己肯定行，所以就先把一直上不了户口的儿子报到南京学校我所在的集体户口。我当时对南京学校说，自己马上就有上海户口了，半年内就把自己和儿子的户口迁走。为了让我赶快迁走户口，学校方面暂时同意了。谁知我还是上海居住证，所以我今年过年后一有空就去南京看房。想先买套小一点的，给儿子先上了户口再说，总不能言而无信吧。”

　　新政之忧

　　这几天，浦东新区人事局人才开发处周处长的电话差点被打爆。作为吸引最多外来人才的浦东新区，户籍新政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但他也无奈地对《新民周刊》表示：“这个事操作细则还没下来，咨询的人太多了。我们也在等，希望大家稍安勿躁。”

　　庄新伟没有打电话，他已经把《试行办法》读了又读：“这次提到是居住证满7年的，从2002年居住证制度设立以来今年恰好7年，其实只是惠及了很小一部分人。而且之前上海的人才引进政策，很多符合这次条件的人已经拿到上海户口了。再说了，高级职称之类的只是在事业单位的资历证明，不和能力直接挂钩，不是吗？而且这次说好是先入围再轮候，即便我有资格也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更何况3年试行期后不知道会有怎样变化。”

　　同样担心的还有企业领导人，宝信软件副总经理黄敏勤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宝信软件的外来人才越来越多。虽然公司对于拿户口和居住证的员工一视同仁，同工同酬，但在结婚、买房和小孩念书方面，没有上海户口的员工总是难以安心。我们一直希望吸引成熟人才。这次新政的7年一刀切似乎不太合理。而且我们还担心之前的老政策是否会继续有效还是全部关闭，否则长期愿意在上海工作的高级人才也有可能因为短期内拿不到户口而离开。”

　　上海的一小步

　　如果上海的新政推进一步，规定持就业经商类居住证的常住人口在10年或者15年后可以转为上海户籍，就可以称作真正意义上的“户籍制度改革”。

　　撰稿·汪 伟(记者)

　　虽然被媒体高调宣布为“户籍新政”，新政策带来的喧闹和欣喜很快就过去了。等待了很久的人们发现，落户上海的门槛还是有些高：累计居住7年、缴纳社保7年、所得税缴税记录、中级以上职称且没有不良记录。这些条件必须同时具备。440万持居住证生活在上海的人们中，能够攀上这道门槛的人，有多少人呢？

　　上海居住证分成人才、经商就业和投靠亲友三类。转户籍条件出台后，专家普遍认为，这道落户的“窄门”几乎专门是为那些持“人才类居住证”的常住人口贴身定做的。据上海市人事局公布资料，2007年上海市人才居住证共发证131517人(包括新办和续办)，加上少数持有3年期和5年期人才居住证的人士，这类人士的总数不超过20万人。也就是说，只有4%左右的居住证持有者可能入围转户籍。

　　“新政”的目标之一是 “变指标管理为条件管理”，但上海仍将对每年入籍人口实施“总量控制”，入围的人们只能“排队轮候”，何时最终入籍，仍然取决于每年指标的多少。

　　皆大欢喜的局面虽然没有出现，上海的一小步仍然得到了本地学者的首肯。上海社科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王振表示，明确了落户条件，就打开了一条公开的通道，人们将有明确而稳定的预期。对那些重视上海户口而只能拿到居住证的人——尤其是每年数以万计的大学毕业生，新政尤其有吸引力。长期而言，对稳定和吸引人才，也将不无助益。

　　上海的难题

　　用“指标管理、总量控制”来形容当前上海的户籍制度，可谓最恰当不过。然而，这个事实并非由来如此。连续不断的移民曾经是这个城市成长的最大动力。上海开埠之前，仅有人口20万余，开埠和战乱导致人口急剧膨胀，至1910年，仅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就已经突破100万。这个人口急速膨胀的过程一直延续至1949年。这一年，上海总人口接近503万，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

　　出生地统计能够显示移民城市的特色。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说，到1947年为止，85%以上的上海人出生在外省市。移民源源不断进入上海，流动不仅是地域性的，也让那些能力出众者有机会跻身更高的社会阶层。只有从生存竞争中胜出，才能在城市中站稳脚跟。这保证了上海历史上持续的经济活力。

　　所谓的户籍制度是1949年之后的10年时间里陆续成形的。这并非什么地方特色，而是中央政府源源不断出台的政治经济方针中最深谋远虑的政策之一。1951年，中国统一了城市户口管理制度；1955年，规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户口登记，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公布了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由此确立起来的是城乡二元的社会管理体系。

　　1949到1958年的这10年成了人口流动最后的狂欢，上海净增人口247万人以上，加之江苏省10个县于1958年划归上海，全市人口在1959年突破了1000万。自由流动和人口激增的历史至此戛然而止。在此后30年里，上海只经历了一次人口激增的时期。由于知青回迁和生育高峰等因素，上海人口在1980年代中期攀至1200万以上。“指标控制”成了大城市里延续至今的通行做法。1958年到1988年这30年里，上海每年新增的户口指标不到1万人。对一个千万人口的城市而言，这个数字显得微不足道。1988年之后又过了20年，到2008年底，上海共有户籍人口1371.04万人。

　　为了吸引投资和拉动房地产业的发展，上海曾于1994年出台过“蓝印户口”制度。当时规定，投资达到一定数额，或者在上海购买住房的外地人，可以到上海落户，“排队轮候”成为上海居民，但户口本上加盖的是蓝色印章，以此与其他“正宗”户籍人口相区别。这一政策的吸引力一定超出了决策者的期望，希望通过买房或者办厂取得上海户口的人络绎不绝，以至于对“指标控制”形成了冲击。蓝印户口政策很快就在实际上停止了办理，并于2002年被居住证制度所取代。蓝印户口政策留下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大量持有此类户口的居民迟迟得不到落户指标，不能转成红印户口。

　　封闭的户籍制度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首当其冲的是上海社保。户籍人口长期负增长和人均寿命上升，使得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了户籍人口总数的20%，支取社保人口增加而缴费人口减少，上海将长期面对社保经费不足的考验。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上海“两会”期间透露，2008年上海的社保基金严重穿底，超过17%的财政资金被用于补贴社保开支，总数达到170亿元以上。

　　如果不引入年轻人口以改变年龄结构，上海将长期受困于老龄化，60岁以上人口将于2030年增加到500万之多。届时上海老龄化程度将超过日本，社保透支的情况也将“越来越严重”。

　　放宽外来人口落户的限制，将有利于老迈的城市年轻化，并缓解社保窘境。没有上海户籍的600万人常住人口中，80%以上年龄不足39岁，这与本地人口老化恰成对比。他们缴纳的社保费用将大大充实上海的社保基金。

　　当然，外地人已经在为上海社保做贡献。上海要求企业为持有居住证的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其中包括养老、医疗和失业三部分。但即便他们在上海工作到退休年龄，也不能在上海领取社保养老金。法律规定，养老金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当他们离开上海的时候，可以带走个人账户中的全部养老金(占工资总额8%)和少量统筹部分(占工资总额3%)，占工资19%的社会统筹部分是贡献给上海的。

　　人们对这种制度设计议论纷纷，但解决的前景却遥遥无期。上海的新政囿于受益面狭窄，目前看来既不能真正缓解人口老龄化的难题，也不能使现行制度公平化迈出大步。归根结底，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说，绕开中国的户籍制度进行的改革，要走的路还很远很远。440万居住证持有者面对的种种待遇，仅仅是不公平的中国户籍制度的一个缩影罢了。

　　户籍难题

　　实行了50多年的户籍制度，根本特征是限制人口流动，尤其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人口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对人口的管理看上去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盲流”一词——即“盲目流入城市”的简称——早在1952年就已经被发明出来，后来被用于专指那些自行到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农村人口。从1950年代早期开始，中央政府就出台了密集的政令，对人口流动尤其是“盲流”严加管制。1957年后，管制措施日趋严厉。包括公安、铁路、民政、交通、商业、粮食、监察等部门被动员起来，“全面负责制止‘盲流’工作”，严令禁止城市用人单位从农民人口中招工，不准向“盲流”供应粮食，一经发现，即遣返原籍。不允许农村人口在城市乞讨也赫然见诸公文，更不要说让他们取得城市户籍了。

　　其间，由于工业部门的“大跃进”引起劳动力不足，1950年代末从农村招收了不少人口进城务工，但随着“大跃进”的挫折和随之而来的饥荒，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又大量被疏散回农村。在持续数年的饥饿时期，即便是逃荒引起的人口流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使得户籍制度超越了其经济属性，变成一种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

　　户口与配给制捆绑，加剧了户籍制度的保守性。 城市里从1952年开始实施粮食配给制，此后配给制的范围又陆续扩大，到1970年代，几乎所有的生活物资和工作机会都有赖配给。在物资匮乏的时候，没有配给、没有工作就意味着无法生存。这成了维持户籍制度的最有力的工具。

　　由于控制人口流动的目的之一是推行计划经济，后者在1970年代末被改革开放政策打破的时候，人口才重新开始了流动。法律并没有调整，这使政府获得主动，如果经济发展需要外来劳动力，受益于“盲流”创造的GDP的官员可以对其存在视而不见，如果治安恶化需要收紧管理，支撑户籍制度的种种法律仍然是惩罚“盲流”的直接依据。这种中国特色的弹性制度带来的恶果，在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长达数十年的历史里，城市的排斥和“收容遣送”，是“盲流”必须面对的共同命运。专门针对“非法”迁徙而实施的惩戒措施具有残酷而坚韧的生命力，直到2003年，收容遣送才被废除。但更高层次的户籍制度， 20多年来虽然不时有改革的呼吁，但总是无法真正推行。

　　户籍不再和物资配给捆绑在一起，转而和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捆绑。中国的农民缺乏养老保障，人均公共服务经费低下，而各地城市人口享有水平不一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不仅阻碍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也妨碍了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还给了较发达地区的城市政府一个理由，使它们可以拒绝开放户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近表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养老保险将实行全国统筹。也就是说，参保人将拥有自己的固定养老金账户，个人账户内的养老金和一部分统筹资金(占工资12%)，将随着参保人的流动而转移。这也许能稍微缓解城市政府的担心。但即便社保全国统筹、自由转续，甚至将福利从户口上剥离，恐怕仍然难以打消城市政府对人口增加的恐惧。人口增加之后，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工作岗位，政府担心的这会带来财政负担和治安问题。

　　改革的难度也许被高估了

　　多年以来，户籍制度改革从没有实质性的推进。1990年代初，由于基层财政困窘，许多地方的乡镇政府纷纷出售城镇户口指标来筹集资金。这有黑色幽默的一幕被部分研究人士戏称为“唯一一次真正像样的户籍制度改革”。但笑话不会带来任何真正的进步。实际上，买户口的人后来遇到了大麻烦。很多人发现自己既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福利，也丧失了原有的土地。这种行为最后被叫停。一部分买来的户口得不到承认，很多人重新变为农民，但买户口的钱始终没有退还给他们。

　　在左学金这样的学者看来，改革的目的是让户籍制度将成为单纯的人口登记手段，而中国人最终可以在中国自由迁徙。到目前为止，这始终只是学者的愿景。户籍制度仍将中国人一分为二。他担心这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如果农民教育不足、收入增加缓慢，中国的内需和产业升级都会有问题。封闭运行的城市则不得不面对严重的养老危机。从经济的角度而言，一个把年轻劳动力排除在外的养老制度会变成财政黑洞，因此是不可能持续的。

　　尽管内需不足的危机已经迫近，而养老危机也日益严重，但对1.4亿常年在城市里生活、工作和纳税的中国农民来说，城市的门槛仍然高得难以想象。

　　左学金认为，城市首先应该为那些在当地纳税的常住人口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但这需要各级政府有更强烈的改革意愿。

　　财政的负担也许被高估了。左学金认为“改革就要多花钱”的想法很可能只是一种想象。中国废除《收容遣送条例》、设立救助站的时候，很多官员担心农民工会挤破救助站的大门，但这种情形根本没有发生。实际上，左学金说，移民的主体将是年富力强的劳动力，他们将补充城市的劳动力不足，使年龄结构更年轻，为社保基金注入新血。城市将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而且，左学金说，“好的制度设计也可以避免可能会出现的困难”。如果上海的新政推进一步，规定持就业经商类居住证的常住人口在10年或者15年后可以转为上海户籍，就可以称作真正意义上的“户籍制度改革”。

　　这有多难呢？没有做之前，谁也不知道。

　　突破基尼系数的盲区

　　我国社会当前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去直接关注基尼系数的大小，而是应该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特别是要允许和加快人口流动的同时，逐步解决城市的“农民工”问题。

　　撰稿·张仲礼 王泠一 陈莉莉

　　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危机因素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各国政府都在寻求良策以谋求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与此同时，各国尤其是抵御这场危机的主流国家的经济学家们，也开始了崭新的战略思考和理论反思。这种思考和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国民生产与收入分配。其亮点分别是：在关于“国民生产”的研究领域，开始在批判GDP崇拜；而在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领域，已经突破了基尼系数的盲区。上海社会科学院年轻的经济学人权衡研究员，在他的著作《收入流动与自由发展》中，对后者有着深刻的阐发。

　　权衡来自于西北腹地兰州，对于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感性认识丰富。因而，在上海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开始致力于一项长期的科研项目——贫富差距与分配公平的系统研究。为此，权衡还去了印度——这个据说和中国有很多类比性的国度进行贫富差距的实证调研。在那里，他发现用单纯的西方经济学概念如基尼系数来进行中印两国社会生活中的贫富差距比较，已经很难得心应手了，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修正或补充。

　　一般的读者都了解，运用基尼系数这一相对传统的分析工具，也能够大致判断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均衡水平；那么，经济学家为什么又要对它进行深刻的扬弃呢？经常参与国际高级学术讨论的权衡在他的新著中开宗明义：目前，发达国家对于收入分配的考察，已经开始从原来关注静态意义上的基尼系数转向研究对收入流动性的动态分析；而较强的收入流动性，特别是当向上的收入流动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就会大大降低和减少。这一崭新的理论视角及其系统思维，是改革开放30年后继续前进的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而2009年2月，访问英国——这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故乡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这样断言：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这一断言，也赢得了英国朝野的广泛尊敬。

　　显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东西方宏观经济治理思想的有效交融。这也使我们发现原先的基尼系数概念，在现实的工具运用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盲区。那么，盲区主要表现在哪里呢？权衡认为，基尼系数概念诞生80多年来，虽然是国际机构曾经普遍采用的一种度量收入差距的分析工具，但是这一工具的运用前提很明确——市场经济发展极为充分、信用制度和相关体系健全、统计指标和工具比较完善，等等。也就是说，基尼系数概念的适用条件决定了它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基尼系数作为一个衡量收入差距的“总量概念”，无法真实地反映收入差距的“结构差异”，而且忽略了大国发展的空间和区域的不平衡、阶段性差异以及各地错综复杂的异质性因素。因此，这样的基尼系数比较以及直接套用“0.4的国际警戒线”结论，并以此作为政策设计的依据，不仅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而且无助于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有效解决。

　　因此，基尼系数在现实中国的适用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大规模人口流动因素对城乡收入差别、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所产生的抑制效应甚至是缓解作用。如果简单地使用数字计算结果表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忽略人口流动因素对收入分配的积极效应，必然是不符合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现实情况。所以，权衡特别强调：我国社会当前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去直接关注基尼系数的大小，而是应该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特别是要允许和加快人口流动的同时，逐步解决城市的“农民工”问题，使得他们能够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逐渐获得市民待遇，特别是解决他们在城市的住房、子女教育、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确保他们能够顺畅地自由流动，在流动中获得稳定的收入，进而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

　　当然，这里涉及到为城市“农民工”提供完备的公共服务大课题，其较为完全的解决还有待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毕竟，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差别和财政投入力度的明显不同，直接产生了社会政策在民生领域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并不值得肯定，但却是我们可能在2020年之前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如关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责任问题，笔者也在上海曾经进行过专项调研，从中可以到破解流动中的民生难题的艰难。

　　我们生活的上海，虽然号称是海纳百川的城市；但一个“纳”字，却也有很多文章可做。以前我们对于“纳”字，往往理解为吸收——即积聚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现在，我们站在世博时代的认知水平上，“纳”字则更加突出给予新上海人以身份认同以及他们极其看重的子女在沪接受公平教育的问题。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在新上海人眼里甚至被看得比参加人大投票等政治权利更重。但是，如果没有雄厚并且长期良性循环的财力作基础，“纳”字是不会被大写的。有位基础教育界的管理人士这样告诉笔者：“农民工”子弟的西部或中部家乡，国家已经将9年义务制教育经费拨付到县级教育部门；东南沿海城市的公立学校吸收“农民工”子弟入学，势必要动用本地的公共财力。因此，最公平的做法是实行基础教育券制度，由“农民工”子弟输出地的教育部门发放，东南沿海城市的公立学校接收，经费不足部分也就是东西差距由输入地的教育部门进行补贴。不少同业人员赞同他的观点，但笔者以为这样“绝对公平”的制度安排，在目前流动性广而且会出现回流的中国社会是很难实施的。更为现实的思路是，东南沿海城市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不加索取地尽可能改善“农民工”子弟的教育环境。

　　可喜的是，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也已经在现有条件和中央政府的积极引导下进行破冰式的试验。如在上海，“农民工”的概念已经逐渐被新上海人的称谓所替代、其子女已经能够进入上海公立学校接受基础教育、针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初步建设之中。而最近，世界经济增长的衰退迹象对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面临新的挑战，我国中央政府和各地地方政府都及时地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政策、新举措，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只是，在这些一揽子促进发展的政策和举措中，被聚焦的往往是经济刺激方案，而对于社会发展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投入及其可能带来的新机遇，则关注较少。

　　事实上，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新增的千亿资金中就有44亿明确作为教育投入。这部分新增教育投入，总计惠及学校将超过2000所、学生100多万，直接加大了“十一五”后期基础教育和谐公平发展的力度，同时对中西部地区的中长期发展意义重大。

　　和中央的举措相呼应，上海积极推出了以“两个确保”为目标的8项措施。其中，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保障新上海人子女教育权利的举措，被认为是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上海的这些新举措，也令人鼓舞地把“公平”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值得指出的是，公平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文化、道德等多个范畴的概念。它着重强调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而对基础教育的积极投入与均衡教育差别的努力，又是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一面镜子。同时，教育领域公平发展的社会也将对经济增长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而就上海的相关新举措而言，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未来发展的新质量。今天的教育公平力度将积极折射出明天的经济发展强度。

稿源： 东方网 　编辑： 实习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