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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毕舸
2月20日，山西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王君说出了一句现已被广泛提及的话：“我们已经哭不起了”。矿难仅仅几天后，王君泪洒屯兰矿事故调查会。山西几成矿难代名词，而每任山西省长为此做深刻检讨，则已成为难以言说的一景。
山西矿难的原因多多，涉及政府监管、历史欠账、资本弊端、个体生存与发展抉择……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捆绑于采煤这个单一型经济支柱上，并且受制于GDP攀升所带来的诸多利益———政绩保证、官员升迁、财政收入、就业机会，使山西构成一种黑色的煤矿经济路径依赖，所有人的命运都围绕这一发展逻辑而起伏……
这一发展模式也延伸出一种文化———“黑煤文化”，黑色而沉甸甸的煤不仅给山西带来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给少数矿主带来一夜暴富的机遇，给当地官员带来满足各种考核指标的底气、给矿工及当地民众带来养家糊口的饭碗……而每次矿难发生后的生离死别，不仅给一个个家庭带去巨大创伤，使当地社会经济阶段性停摆，官员被撤换辞职的惊恐不安，更令山西官民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有渐渐丧失前景预期的痛感……
这才是山西面临的最大难题。山西必须一方面尽快完成在煤矿安全体系的修复与完善、强化吏治、民间监督及技术改进的欠账，另一方面要投入更多资源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如当初东北于传统重工业陷入发展困境之后，重建现代制造业的时代抉择。山西并非要完全抛弃煤矿行业，而是要参照国际先进经验与标准、从准入门槛放开、鼓励国营、民营、外资平等竞争、提升并严控行业安全技术标准、进行对应职能监管资源优化整合等方面，进行大规模的转型升级。
值得反思的是，正如一些山西官员所指出，“在监管行政手段上，能用的几乎到头了。”这反证了过于依靠传统的行政监管模式，其背后仍然是“政府万能”的迷信思维，而造成市场自我调节功能被压抑、法治监管功能失灵。因此，包括对职能部门职权划分的重新厘定、相关责任人纪检、司法综合问责的全面启动、预防官商勾结的监管前置举措细化、民间监督资源的激活，都需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予以制度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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