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于泽
近期北方大旱牵动人心。有报道说,很多农民没有抗旱积极性,他们认为抗旱划不来。还有人根据粗略统计,给抗旱算出一笔30亿元的成本账。而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陶建平近日通过《长江日报》驳斥了“抗旱不值论”,认为抗旱势在必行。
我国每年粮食需求在5亿吨左右,而国内产量仅能自给自足。如果抗旱不力,将会直接影响我国夏粮产量。国际市场流通粮食大约2亿吨,除去其他粮食进口国的需求,中国可以利用的不超过1亿吨。中国缺粮,必然造成国际粮价大幅波动,危及我国国家安全。
国家需要抗旱,但“抗旱不值论”绝非农民的无理抱怨。在我国大部分粮食主产区,每亩地的粮食收益,仅有200元到400元。抗旱不可能使收成保持在丰年水平,不计抗旱成本,每亩收益也会锐减。如果计入抗旱成本,每亩收益还有多少,就很悬了。而所谓200元到400元的每亩收益,尚未计入劳动力本身的成本。
我老家在江汉平原,去年是一个丰年,听种棉花的哥哥说,收成还不错,但除去农药、化肥之类的成本,种田基本没有收益。今年春节回家,听哥哥说,由于摘棉期阴雨连绵,棉花亩产大降,品质大不如前,收购价格大跌,每亩收益只有一两百元,算上人工成本,亏大了。
我怀疑“种田亏本论”:没有人会做亏本的买卖。农民做不起亏本“生意”,要是真的亏本,他们拿什么来补贴这桩买卖?哥哥告诉我,他的收入来源不是种田,而是各种副业,比如帮人盖房子,在水渠里抓鳝鱼,夜晚违法打野兔。种地是迫不得已的,因为谁也无法预知,某年将会是一个丰年,于是种田;某年是一个歉年,不种算了。
农民就抱着一种碰运气的态度,在江汉平原上春耕夏种着。因为是碰运气,他们懒得投入时间和精力,过年的时候田里还有很多棉梗没有拔掉,很多拔起来的棉梗扔到水渠里烂掉。村头很多上好的农家肥,没人愿意把它施到田里去。田头扔满了除草剂的包装袋,可见大量使用了除草剂,因为大家都不愿意锄草了。江汉平原的农业,已经成了一种“懒汉农业”。
看起来农民变“懒”了,但从他们四处奔波打工来看,他们只是不想在种田上“虚掷青春”。政府在计算农民和农业收入时,往往不把农业劳动力作为成本计入,使种田呈现“盈利”假象,媒体也人云亦云着。自从进城打工、从事副业的机会多起来后,农民觉悟到,自己作为劳动力是有价值的,投入农业就会产生人工成本。在老家,现在做一天“小工”可得60元,这就成了农民在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平均价格。种田值不值,大家心里就有一本账了。
当然,农民都不种田,有旱不抗,必然导致国内粮食紧缺,危及国家安全,影响政局稳定。但农民种田不合乎“经济理性”,他们懒得抗旱,我们必须关注和给予“恰切”理解。这种农业的“两难”不过表明,种田正在由农民的需要变成国家的需要,变成国家的一种战略“守势”。抗旱,也的确对于部分农民不合算,更多的是国家的战略需要。
换句话说,农民现在是在替国家种田,他们变成了“国家工作人员”。种田和抗旱所产生的价值,归于农民的较少,归于国家的甚多。国家必须公正地对待农民和农村、农业,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否则就有违社会公正与正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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