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敦仁详细记录了妻子当年的努力：开垦屋前空地种菜，给停泊在江边登陆艇上的解放军洗衣服、打毛线，为竹商把装到竹排上的毛竹背上岸，和邻居阿毛娘一起磨锡箔，糊火柴盒，替邻校一名老师哺养孩子……
在孙舜娣眼里，丈夫那会儿早出晚归，不太顾家。多年以后她才知道，原来桩桩件件，他都放在心上。
“本来就多病的舜娣，更加虚弱，肤色泛黄，皮下青筋显然可见。”
看到这一句，老太太忍不住笑：“老头子还介细心哦。”
1958年，严敦仁被错划为右派，到梅山劳动三年。孙舜娣一个人，白天去厂里上班，晚上服侍产妇，还要照顾孩子，几次晕倒，还差点命丧车轮之下。
两人也写信，字里行间都是艰辛的生活。事后回忆不免笑话：古诗里面写，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她书念得少，长相忆是没有的，每次写的都差不多，什么饭要吃饱啦，衣服要穿暖点啦……
“我在那儿就是使劲儿吃饭，别人冤枉我，我不能对不起自己，搞坏了身子对不起家人。我说，我比以前还壮，不信你来看。”
他俩三年内唯一的一次见面，是1958年除夕。年前他听说家属可以探视了，赶忙托人带信回去。她接到信，第二天凌晨就出发了。
那段旅途她终身难忘。当年宁波到梅山是没有直达车的，汽车坐了一小段，剩下的路就得靠走。荒郊野外，连个问路的人也没有，就是按照大致方向往前走。平时很少出门的家庭主妇，这会儿变得异常坚定勇敢，义无反顾。傍晚终于来到海边，一水之隔，就是丈夫所在的梅山岛。
风很大，浪一阵高过一阵，她在岸边等了很久，可没有船愿意出海。天色渐渐暗了，她孤零零地站着，不敢去想在这里过一夜会是什么后果。
远远的，爆竹声传过来，依稀看到的点点灯光让人触情伤情，她在海边痛哭了一场。
后来终于有人愿意载她，见到丈夫的时候，再多的委屈都不提了。严敦仁一直记得这一幕，在颠簸的小船吐了一路的妻子，从从容容地把头发理好，笑盈盈地转过身来。
三年后，严敦仁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回江北区乍山杨栋小学教书，生活却依然拮据。孙舜娣很会找“生财之道”：她每天在宁波买一些大饼油条，步行数十里到乡下，卖给在田里干活的农民，然后问农民买一些农产品，拿到宁波来卖掉，赚点差价。
儿女们逐渐长大后，孙舜娣轻松了些，随丈夫去杨栋小学当炊事员，闲来养羊养兔，清贫的日子又多了几分生趣。
多年以后，儿女们回想起来，倒也没觉得那段日子有多苦。小女儿的印象里，更多的是母亲做的饭菜，简简单单的芋头，也可以烧得几天都不重样。偶尔做一次韭菜蟮丝，雪菜黄鱼，全家都像在过节，热热闹闹的。
“有些女人一辈子都在抱怨，丈夫没钱的时候抱怨他没用，有钱了又抱怨他不顾家。我妈不是这样，不管条件如何，她从不抱怨，一直都在想办法去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