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一知

　　宁波，数千年的港口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海洋商业文化，大海给予了这个城市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品格，更是赋予了宁波这块土地独特的精神魅力。

　　“惟有民魂是值得珍贵的，只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鲁迅。

　　的确，民魂是支撑整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推动一个民族走向繁荣、走向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样,一座城市也要有自己的灵魂，这是一种文明素养和道德理想的综合反映，是一种意志品格与文化特色的精确提炼，是一种生活信念与人生境界的高度升华，更是城市市民认同的精神价值与共同追求。

　　如今，随着对江东历史的挖掘研究的深入，我们触摸到了历史上海洋商业在江东所遗存的种种痕迹，竟然发现了许多令人扼腕的现象和变迁，称之为“海商”文化。在这里，我们把江东的海商文化加以梳理和溯源，回顾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旨在再现江东“海商”那种海纳百川，永不言败的精神品质。

　　得天独厚•海河联通

　　历史背景：唐代第一个抵达宁波的海外“航班”来自于印度。随着佛教的传入，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也由此而诞生。

　　甬江是条相当深阔而又距海短捷的河流，并且通过杭甬运河，与中国南北的大运河相衔接，成为一条东南沿海联系中原和秦川的重要水路通道。

　　自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起，日本遣唐使船不断来到明州港，明州已发展为国际瞩目的中国四大对外贸易港之一。

　　唐长庆元年(821年)子城始建。823年，明州刺史应彪建造了一座横跨奉化江的浮桥(最初的桥址位于现在灵桥稍北处)，该桥在历史上被称为“东津浮桥”、“灵现桥”、“灵建桥”等，即现在灵桥的前身。此后，灵桥一直是宁波的标志性建筑。唐末，明州城完成了一次大的拓展，奠定了封建社会宁波的地理分布格局，即修建了罗城。明州州治迁建于三江口后，使江东区成为浙东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外围，直接接受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辐射。

　　明州城在三江口的建立，有力地带动了江东的发展。有关史料已出现了关于江东地区的历史记载：唐大中十二年(858年)，一个叫任景求的官员“舍宅”为寺，名为“东津禅院”。此寺几经更名，演变为现在的七塔寺。

　　杭甬运河的开通，对明州港的发展意义重大。起源于六朝的运河，进过隋唐的疏通和整合，全线贯通。同时，上林湖的青瓷烧制技术也有了突破，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因此繁荣，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江东地区海洋商业活动的开展。

　　商勤贸易•民之本业

　　历史背景：时至北宋末期，宋金战争满目疮痍，中原人口大规模南移，明州忽然显得异常“拥挤”，人口“百倍于常时”。在此山穷水尽的状态下，东南沿海商贸的繁盛成了必然的进程。

　　明州海外贸易地位益显，成为与广州、泉州并列的三大市舶司。庆元元年(1195年)，废杭、温等4市舶司，“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唯明州一港”。

　　南宋建都临安(杭州)，北方士族南迁，明州的人口压力明显增加，生产力和土地的承载力已超出了负荷。这不仅促进了当时商贸的繁荣，而且也带动了江东的开发。

　　《宝庆四明志》记载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郡守陈垲亲访古迹，得断石沙碛中”，“遂即桥下作平水石堰，而于浦口置闸立桥”，重新修建了桥闸。众多堰闸有效地发挥了阻潮泄洪、畜水防旱的作用，确保江东地区(时属鄮县)的农田灌溉，为区域开发奠定了基础。

　　同时在江东地区靠近奉化江——甬江一带，出现了各种建筑，包括政府的“税场”，驻扎军队的“江东寨”及“教场”，负责治安的“尉司”，法云院、多福院等寺院，以及“甬东书院”。此外，在江东还有一座“三江亭”，可以观赏三江口风景。《乾道四明图经》卷八邵必也写道：“城外千帆海舶风，城中居市苦憧憧。”

　　南宋，江东市镇的雏形已完成了。

　　经济生活的变化也反映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南宋陈耆卿所著文中写道：“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贸。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此论与传统重士农轻工商的观念大相径庭。商业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已开始摆脱了末业的地位，名正言顺地成为人们谋生的本业，为海商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继唐代之后，明州宋代造船业在三江口继续发展，并跃居全国首位，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江东亦拥有了大型造船场，《浙江通史》(宋代卷)记载据记载：“明州有官设造船场，在城外一里甬东厢，……大观二年将温州造船场并入明州。”

　　元代明州改为庆元府，港口也随之更名。海外贸易、国际航运进一步繁荣，通航国家和地区140余个，遍及欧亚非三大洲。国际航路承袭了南宋并进一步抵达了非洲。而国内的漕运，由海漕替代了河槽。

稿源： 　编辑： 徐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