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 存
宁波先民在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历史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虽经千余年沧桑，至今仍较完好地保存着东汉晚期至清代中期遗存120余处。这些遗存较集中地分布在以宁波城为中心的近海和江河两岸。数量之众多、分布之密集、内涵之丰富，类型之齐全，为古代港口城市所罕见。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遗存从考古学角度看，主要由遗址、墓葬、石刻和古建筑组成；从历史功能角度看，则涵盖港口与贸易、城市建设、多元文化、海防设施等诸多方面。
——宁波港口与贸易遗产。这类遗存是原丝绸之路——商路的主要载体，承载着大量的宁波与海外贸易的信息。这类遗存我市尚存27处。永丰库遗址和宋代渔浦门码头遗址是其杰出代表。永丰库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永丰库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古代地方大型仓库遗址。出土大量我国著名窑系的贸易瓷，为确认宁波是我国元代第二大贸易港在考古上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宋代渔浦门码头遗址，位于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以北姚江南侧，此处临近三江口和唐宋明州城渔浦门。从遗址位置，现已揭露遗迹和相关记载看，宋代渔浦门码头是宁波港国际码头的组成部分。
——宁波城市建设遗产。明州的建立，治所迁至三江口和州城的扩建，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宁波及其腹地的建设贯穿海上丝绸之路宁波历史的全过程。这类遗产宁波多达20余处。其中，明州城遗存与它山堰保存完好，具有典型意义。明州城遗存由鼓楼、天封塔、天宁寺塔、和义门石瓮城遗址组成。鼓楼是明州城市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历史见证。它忠实地记录了明州城建设的历史。鼓楼基础为唐子城南门基址，亦为五代“望海军门(楼)”、宋代“奉国军门(楼)”；拱门石构建造于明宣德九年(1434)；楼阁系清咸丰五年(1855)重建；钟楼系1930年加筑，有浓郁西洋风格。同时，鼓楼还忠实记录了宁波这座城市对外开放和“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进程。天封塔和天宁寺塔均建于唐代晚期。天封塔既是唐明州城的象征，又是古代明州港的航标。天宁寺是北宋徽宗的著名道场，天宁寺塔是目前我国仅存的唐代寺前双塔的唯一实例。在海上丝绸之路宁波发展历史过程中，建于唐太和年间的它山堰解决了当时明州粮食供应和生活用水两大问题，为明州港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元代明州改称庆元，为适应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需要，多次对州城进行扩建和维修。元代和义门石瓮城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宁波古代城市建设提供大量珍贵的实物资料。
——宁波多元文化遗产。这类遗产在海上丝绸之路宁波遗产中占较大比重。它们充分体现了海上丝绸之路宁波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示了历史上宁波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阿育王寺和天童寺始建于西晋初期，是印度佛教通过海路传至中国后，宁波乃至东南沿海地区较早的佛教建筑。阿育王寺是我国现存的唯一的以阿育王命名的千年古寺。现存建筑基本体现了明清的建筑风格。寺内尚存大量唐至清代的文物。阿育王寺在宋、明期间先后被列为“天下五山”和“天下禅宗五大名山”之列。阿育王寺在宁波与海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与日本的佛教交流中占重要地位。天童寺各类建筑30余幢，共999间，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为东亚地区罕见。天童寺号称“东南佛国”，在历史上对东亚，特别是对日本的影响甚大。日本佛教曹洞宗尊天童寺为祖庭。上林湖越窑遗址，反映了宁波制瓷业的发达与海外贸易的繁荣。保国寺是中国古代佛教建筑的典范，对东亚地区，特别是日本高丽等国的寺庙建筑有较大影响。天一阁为明代藏书建筑的典范。在世界古代藏书楼(室)占重要地位，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天一阁的大量藏书流传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的“书籍之路”上起到较大作用。庆安会馆是我国八大天后宫之一，供奉的妈祖是中华民族航海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保护神。
——宁波海防设施遗产。15世纪西方列强的东进和倭寇在沿海地区的频繁骚扰，给“海上丝绸之路”带来了战争和硝烟。在这一历史时期，宁波先民奋起反抗，保卫家园，保卫海上丝绸之路，表现出不畏强暴的大无畏精神。各类海防设施，包括明清时期的卫所城、炮台、烽火台等遗址，承载了这方面大量的历史信息。在这些遗存中，镇海口海防遗址规模宏大，设施完整，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见证了中国人民勇敢抗击外来侵略的不屈精神，堪称杰出代表。
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遗产遗存内涵丰富、保存完好，体现宁波先民的聪明才智和非凡的创造力，并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在政府行为、经济活动、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在特定区域的生动展现，展现了人类历史上海洋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水平，蕴含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杰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