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富走向民富是重大选择
迟福林表示，由国富优先走向民富优先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大选择。他认为，在过去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下，通过国富优先做大经济总量形成投资主导有历史性的贡献，但是走到今天，国富优先使得国家生产力快于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政府主导的形式使得经济上产生很多问题。
如今走向民富优先，要实现公平可持续的发展，既是改善民生的重大选择，又是未来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重大选择。显而易见，只有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加上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改变大家的消费预期，老百姓才能够消费，形成消费拉动经济。“民富优先是释放消费需求，试想，如果把两亿农民工都市民化了，将会创造多大的消费？”迟福林认为，民富优先是释放消费需求、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选择。
那么如何走向民富优先？迟福林认为，要达到这种选择的目标，是与几项基本性改革分不开的。
首先，需进行民富优先发展下的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思想如果是国富优先，改革很难有大的突破，如果以民富优先为指导，那么从大的发展战略方针考虑，就会尽快使两个同步具体化，使劳动报酬增长机制基本形成，使城乡差距有所缩小”。
同时，迟福林认为，一定要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农民工既是贫富差距的突出矛盾，又是城乡差距的焦点问题，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加快推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力争提前五年在十二五时期初步实现，也是关系民富优先的重要问题。最后，取决于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要大大强化政府在改善民生、公共财产供应上的主导地位。
调低GDP求质量不求速度
迟福林认为，十二五时期，GDP增长目标由原来的7.5%调低到7%，也就是从原来的较快增长调整为中速增长。“我们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调低GDP意味着，我们将不单纯追求GDP，而是以更大的精力加快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
迟福林同时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适度的GDP增速，但是更重要的还是需要追求经济质量。7%为我们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总之，调低GDP给大家的信号是：不去追求速度，而更多注重结构调整，追求经济质量。
社会管理要与百姓需求一致
谈到社会管理的问题，迟福林表示，我国现在社会管理矛盾较为突出，主要在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比如，基本住房保障、教育医疗、公共安全……这些基本的公共产品短缺和相关服务不到位是引发社会矛盾最根本的原因。
迟福林认为，我们已经解决了老百姓吃饭穿衣的问题，今天公众的主要需求是公共产品。要解决公共产品短缺，就有一个政府和社会作用如何发挥的问题。
本报记者孙乾
□十二五新亮点
着力改善民生是纲要草案的重点所在。纲要草案中设置的“改善民生行动计划”引人关注，其中涵盖扩大城乡就业规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养老保障水平等10大措施。城镇年均新增就业900万人、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3600万套……一个个具体数字，彰显了这一行动计划沉甸甸的“含金量”。
民生行动计划措施重若千钧
相比十一五规划，经济增长预期指标从年均增长7.5％下调为7％；居民收入预期指标从年均实际增长5％提高为“7％以上”，并加了一个强调性的“注释”，明确提出收入增速不低于经济增速。十二五规划还对经济指标进行了弱化，不仅经济增速指标下调，而且取消了人均GDP增速指标。在地方考核中首次提出“弱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评价考核”。
经济增速指标降居民收入指标升首次使用彩图勾勒发展图景
规划纲要中首次运用5幅彩图勾勒出十二五新布局，展现出“农业战略格局”“快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城市化战略格局”“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全国空间分布，布局清晰、一目了然。规划纲要中设置的22个专栏，格外引人关注。 据新华社电
两个7%一降一升背后的民生选择
规划内容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
长期以来，五年规划（计划）中居民收入增速目标明显低于经济增速目标。例如，在十五计划中，经济增长的目标为7％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目标为5％左右；九五计划，经济增长目标为8％左右，居民收入增长目标为5％左右。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杨庆育代表给记者提供了这样的数据：扣除价格因素，1979年至2009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9％，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7.3％和7.2％。
“在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提高无法保持同步的情况下，经济总量‘蛋糕’做得越大，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状况就越严重。现在到了必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时候了。”杨庆育代表说。
经济增速和居民收入指标一降一升之间，体现了鲜明的政策导向。
十二五经济增速指标的降低，不仅是为“两个同步”的实现创造环境，也不仅是因为过高的增速会带来过大的环境压力、造成明显的结构失衡，同时也是对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将有所回调的客观体现。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分析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依赖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丰沛的劳动力供给将逐渐发生变化。国际经验也表明，经过二三十年的连续高增长后，会出现经济增速的回调。
“在这个关口，适当调低经济增速目标，通过居民收入的加快提升，为未来可持续增长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是必然的选择。”王一鸣说。 据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