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北京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打假人士方舟子8月份遇袭案已经告破，幕后主使人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肖传国，目前肖传国和同案犯已经被警方控制。
此前，《财经》杂志环境科技版主管编辑方玄昌被打案也一并告破，主使人也是肖传国。
就在警方宣布这一消息的前一天，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士刚从自己在科学网的博客上隐去了一份376人的名单，他对此的解释是，“收到很多朋友邮件和留言，有人不愿意对全社会公开签名，有人开始收到垃圾邮件，因此，应众多朋友的要求，隐去了签名人的详情。”
这份名单是何士刚于8月30日发起声援方舟子，呼吁北京警方尽快侦破袭击方舟子案后，收集到的博客实名留言和电子邮件签名表示支持的名单。9月18日，他将这份名单公布于博客中，并表示已经通过快递寄往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何士刚认为，这份名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认同中国需要一个干净的科学环境，方舟子在维护科学研究的纯净性上做了重要的工作，他们希望通过签名表达愿望。
案件终于告破的消息，让何士刚感到由衷高兴。
学界的分歧
从没有一个人像方舟子这样，让学界对其抱有如此复杂的情感，有人将其奉为打假英雄，有人觉得他管闲事太多，更有人对其恨之入骨。
“声援名单的签名者五花八门、各行各业的都有，这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不过，何士刚在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表示，这份名单不能代表科学界对方舟子遇袭事件的主流声音，“我发起签名的时候也没想到要代表科学界。”
“方舟子在科学界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科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喜欢他。”何士刚说。
美国波士顿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薛涌在名为《从方舟子事件看中国的关系学》的博客中写道：“方舟子不厚道。这大概是中国知识圈子里的定见了。尽管方舟子遇袭事件揭示了他为了维护学术的清白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但在许多中国人看来，他似乎是咎由自取。因为他实在太不懂得社会、太不懂得做人。”
薛涌认为，中国是个“关系”社会。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关系”乃生存之本。“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的规则不仅在一些“江湖人士”中，就是在知识圈中也是个美德。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德华与薛涌的看法迥异，科学界“对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的厌恶和痛恨，一天过于一天。经费数额越来越多，不平等越来越多，不公平越来越公开化，矛盾越来越激化，所以人们更对学术打假有一种期待”。王德华是前述367个声援者之一。
作为方舟子所主持的“新语丝”网站曾经的投稿者，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铮现在很少上“新语丝”，“特别是方舟子全盘否定中医的做法使得我不再为他写稿”。
尽管不赞同方舟子的一些观点，但王铮也在声援的名单中。他说：“我没有觉得科学家集体沉默，科学网就有很多支持方舟子的声音。准确讲，方舟子遭袭，使得他成为了一个英雄。”
何士刚则认为，方舟子遇袭后，“凡是愿意站出来说两句的人，都是对这件事感觉比较强烈的人。”但科学界的主流还是沉默的大多数。
但是也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科学家表示，中国的学术打假不仅偏激、有失公正，更重要的是，学术打假的喧闹几乎掩盖了中国科技界所面临的真正问题：真正尖端的科研实在太少了。科学的发展往往是靠最前沿的5%~10%的人和成果推动。实际上，假科学不会对人类进步、社会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
“科学界媒体真应该把关注要点集中到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环境上来，集中到真正尖端的科研成果上来。”这位科学家说。
旁观者的心态
遇袭之后，部分媒体对方舟子的称谓已经从“打假斗士”变为“打假英雄”。而方舟子更愿意被称为科普作家。他表示，科普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传播新知识，一部分是破除假知识，最终都是为了普及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所以学术打假也是科普的一部分。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莱文国际关系和商务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曹聪表示，根据国际通行的狭义标准，学术造假指的是剽窃、抄袭和伪造数据等违反科学研究道德规范行为（又称“不端”或“失范”）。不过，已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多次支持方舟子打假活动的邹承鲁曾经指出，中国的科学不端行为还包括伪造学历和工作经历，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等等。
实际上，方舟子和新语丝网站目标所及，远不止学术界内部。在最近一年来，方舟子和新语丝网站先后对地震预报、“养生大师”张悟本、李一“道长”以及唐骏(微博)的学历问题等进行了抨击，学术打假已经演变成更加广泛的“科学打假”。
薛涌认为，方舟子打假，有助于建立学术界的公信。他表示，公信是一种普遍化的社会互益纽带。薛涌举了公交车让座的例子来说明社会互益纽带的好处：我在车上给一位老人让座，既不期待即刻的回报，也不期待我老了后同样的老人会给我让座（因为他多半已经去世），而是期待这种行为形成一种社会规范，几十年后我老了，年轻一代也会给我让座。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以身作则地维护这样的规范，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样对待其他老人，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投资”，我们在这方面就形成了雄厚的“社会资本”，可以安心地指望老了以后有人给我们让座。
薛涌认为，“这种普遍的互益纽带未必一定和私人间的个别互益纽带冲突。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公共观念的社会，为了公益而牺牲私益几乎是必须的。”
然而，具体到学术打假，更多的人选择成为旁观者。
对于旁观者的心态，王德华说是“中国知识分子胆小怕事的心理所致”。同时，他认为，相关部门对举报者的保密也很不够，很多时候举报信就到了被举报人的手里。社会风气不正，邪气歪风盛行，结果只能是可悲的结局：整个社会没有了正气，多了些献媚的、阿谀奉承的。
很难见到有人实名进行学术圈内的打假。即使面对市场上各类虚假的保健品宣传、形形色色的神医和养生大师，也几乎没有科学家会主动站出来，把科学常识传播给公众，以破除后者对“神话”的迷信。
面对学界之外的科学打假，与学界内部的学术打假一样，在科学界缺乏呼应。
王德华认为开启民智应该属于科学家的社会职责范畴，之所以造成科学界对此漠不关心的现象，是由于“科学家的声音很微弱。有些属于隔行如隔山，科学家往往不在自己领域外说外行话（被利益收买者除外）。再者就是科学家对自己到底有什么社会职责，不是很清楚。此外，追求名利和物质的大环境，也使得学界不是很关心公益的事情”。
何士刚则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科学家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要投入申请经费、开展研究和发表文章中去，无暇顾及其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打假往往费力不讨好，站出来说话会得罪很多人，打假者自身又得不到好处。
更要命的是，很多虚假宣传揭露半天也没有用，“为什么一些保健品的骗局再怎么打，它就是不倒，照样在央视做广告？”何士刚说，“只有方舟子是比较理想化的，还在坚持这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