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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遗”三大怪象
稿源: 新华网  | 2010-08-22 11:30:26

资料图片:少林寺塔林景区

  申遗者热情高涨 老百姓看法不一

  我国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已拥有40处世界遗产,位列世界第三。而每个项目单是前期的规划编制、研讨论证、国际咨询、公共活动等动辄就要花费成百上千万元。

  只有“申遗”一条路么?是不是没有“申遗”的项目就得不到百姓认可和相关保护?相对于官方的热情和巨大投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公众对日益升温的“申遗热”褒贬不一。

  许多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申遗”本身是件好事,如果优质遗产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知名度并提升大家对其的了解和保护意识,那么皆大欢喜。然而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对“申遗”初衷和由此引发的景区门票涨价提出质疑。

  上海一家国企部门负责人刘险峰说:“‘申遗’成功是国家的荣誉,自然遗产丰富的我国申报理所当然,但公众最担心的是--又要涨价了。现在很多地方动辄一两百元的门票相对于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例太高,不免有敛财之嫌。”

  北京市民李金刚说:“普通百姓没有渠道表达看法意见,对‘申遗’的目的和作用也不甚明确;另外,几乎所有项目都没有向公众公布,费用不透明都不知道纳税人的钱花在哪儿了。”

  粗略统计一下近年来身陷“涨价门”的景区,就不难发现公众的担忧并非没有原因。例如:申遗成功后的石林,门票从先前的140元调整到175元,黄山旺季门票由200元上调为230元,一些著名景点的门票价格都在“申遗”成功后一路上扬。

  乡土建筑保护专家、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些“申遗”之所以“变味”,源于有的申请者动机不纯,对遗产的价值、性质、功能和传承性缺乏认识,单从局部利益出发,导致遗产的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严重损害其价值。

  专家表示,世界遗产是全世界的财富,是自然和祖先留给后人的精华资源。必须以“明确价值、保护优先、科学展示、严格管理”为宗旨,让世世代代的人们享受到原作的价值。

  “保护动力”向左  经济效益向右?

  为维护世界遗产“权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严格保护、合理利用”放在首位,同时建立了监测机制,“世遗”一旦受到某种严重威胁,可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甚至除名。

  尽管有严惩措施,丹青却仍对一些“世遗”项目的现状表示担忧:一些地方在商业利益和不良政绩观的驱动下背离了保护遗产、传承后世的初衷,在经济利益诱惑下演变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遗产蜕变为“产出效益”。

  这似乎成为“申遗”成功后的普遍现象:一旦某地的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其品牌效应便迅速放大,成为旅游业的“金字招牌”。“申遗”的意义,很大程度上被放大为对GDP的贡献率,并被遗产所在地政府津津乐道,而进行有效的遗产保护却被抛在脑后。

  以1997年“申遗”成功的山西“平遥古城”为例,门票收入从“申遗”成功当年的125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750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从1997年的1250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6.7亿元,旅游收入占当地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不到1%增长到2008年的13.91%。

  而在1997年当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丽江古城,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连续多年年均增长10%以上。2009年旅游业收入88.66亿元,同比增长27.49%。旅游业对当地GDP的贡献率常年保持在50%以上。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指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本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具有不可复制和不可替代性。但在不良政绩观的驱动下,必然会出现“重申请轻保护”的现象,靠大搞旅游开发来换取经济利益。有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即便申遗成功,一些世遗终将难逃被毁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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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吕机明】

“申遗”三大怪象

稿源: 新华网 2010-08-22 11:30:26

资料图片:少林寺塔林景区

  申遗者热情高涨 老百姓看法不一

  我国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已拥有40处世界遗产,位列世界第三。而每个项目单是前期的规划编制、研讨论证、国际咨询、公共活动等动辄就要花费成百上千万元。

  只有“申遗”一条路么?是不是没有“申遗”的项目就得不到百姓认可和相关保护?相对于官方的热情和巨大投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公众对日益升温的“申遗热”褒贬不一。

  许多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申遗”本身是件好事,如果优质遗产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知名度并提升大家对其的了解和保护意识,那么皆大欢喜。然而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对“申遗”初衷和由此引发的景区门票涨价提出质疑。

  上海一家国企部门负责人刘险峰说:“‘申遗’成功是国家的荣誉,自然遗产丰富的我国申报理所当然,但公众最担心的是--又要涨价了。现在很多地方动辄一两百元的门票相对于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例太高,不免有敛财之嫌。”

  北京市民李金刚说:“普通百姓没有渠道表达看法意见,对‘申遗’的目的和作用也不甚明确;另外,几乎所有项目都没有向公众公布,费用不透明都不知道纳税人的钱花在哪儿了。”

  粗略统计一下近年来身陷“涨价门”的景区,就不难发现公众的担忧并非没有原因。例如:申遗成功后的石林,门票从先前的140元调整到175元,黄山旺季门票由200元上调为230元,一些著名景点的门票价格都在“申遗”成功后一路上扬。

  乡土建筑保护专家、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些“申遗”之所以“变味”,源于有的申请者动机不纯,对遗产的价值、性质、功能和传承性缺乏认识,单从局部利益出发,导致遗产的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严重损害其价值。

  专家表示,世界遗产是全世界的财富,是自然和祖先留给后人的精华资源。必须以“明确价值、保护优先、科学展示、严格管理”为宗旨,让世世代代的人们享受到原作的价值。

  “保护动力”向左  经济效益向右?

  为维护世界遗产“权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严格保护、合理利用”放在首位,同时建立了监测机制,“世遗”一旦受到某种严重威胁,可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甚至除名。

  尽管有严惩措施,丹青却仍对一些“世遗”项目的现状表示担忧:一些地方在商业利益和不良政绩观的驱动下背离了保护遗产、传承后世的初衷,在经济利益诱惑下演变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遗产蜕变为“产出效益”。

  这似乎成为“申遗”成功后的普遍现象:一旦某地的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其品牌效应便迅速放大,成为旅游业的“金字招牌”。“申遗”的意义,很大程度上被放大为对GDP的贡献率,并被遗产所在地政府津津乐道,而进行有效的遗产保护却被抛在脑后。

  以1997年“申遗”成功的山西“平遥古城”为例,门票收入从“申遗”成功当年的125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750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从1997年的1250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6.7亿元,旅游收入占当地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不到1%增长到2008年的13.91%。

  而在1997年当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丽江古城,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连续多年年均增长10%以上。2009年旅游业收入88.66亿元,同比增长27.49%。旅游业对当地GDP的贡献率常年保持在50%以上。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指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本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具有不可复制和不可替代性。但在不良政绩观的驱动下,必然会出现“重申请轻保护”的现象,靠大搞旅游开发来换取经济利益。有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即便申遗成功,一些世遗终将难逃被毁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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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吕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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