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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人与复杂的年代
对于清华大学的教育事业，钱伟长曾经踌躇满志。钱伟长接受西方严谨的理学教育，一切遵守客观和理性的标准，再加上他桀骜不驯的性格，让他不能容忍教育、科研中的种种谬误，并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科研观。根据戴世强教授的调研，钱伟长当时提出最主要的三个观点是：主张教授治校、主张文理合校、反对全盘照搬苏联。曾文彪认为，除此之外，钱伟长还强调教师不仅要搞好教学工作，还要重视科研，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不是只学苏联，而是要博取众长。
钱伟长的这些观念，在今天已经被教育科研界广泛认可，也是世界各国科研教学的基本思路，但在当时，却完全违背了中央的政策风向。他的言论被定性为“诋毁清华大学教育改革成果”，“企图把清华大学拉回到解放前通才教育的老路上去”。1957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受到批判，1958年，清华大学党委正式宣布钱伟长为“右派分子”，开除了他除教授以外的所有职务。
“说钱伟长反苏联，真是冤枉了他。”戴世强教授说。在1950年代初，钱伟长作为清华大学副教务长，不仅不反对学习苏联，而且还积极组织教师学习俄语，了解苏联的教育情况。“他40多岁开始带头学习俄语，主持翻译苏联教材。”但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钱伟长认为脱离中国实际，不加分析地学习照搬苏联，把专业分得过细，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观点与当时政策相悖，也与当时清华大学主要领导的主张冲突。在当时的“权威”看来，钱伟长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文革期间，这个老是投“反对票”的摘帽“右派”钱伟长，被送到首都特钢厂当炉前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关于这一段历史，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钱伟长讲述的语调并不沉重。作为接受改造的工人，钱伟长开始在工厂里搞技术革新，他满脑子的高深学问，被应用到工厂车间里。钱伟长描述说，他设计的一个装置，可以让炉前工的劳动省力不少，工人们都很欢迎。讲到这里，老先生一脸的得意。
尽管钱伟长自己没有强调那20多年的苦难，但作为一位尊崇理性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在谬论流传的荒唐年月，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可想而知。工厂的工人们回忆，工人师傅请钱伟长讲课，钱伟长感动得痛哭流涕，因为他在学校已经失去了自己钟爱的三尺讲台。
“右派，连儿子上大学都不许，我的儿子女儿都没能上大学。”政治风波对家庭命运的影响，钱伟长只是这样简单地陈述。7月31日，记者在上海大学乐乎楼二楼，钱伟长先生的起居室走廊外，偶遇了赶来料理后事的钱先生儿子钱元凯。钱元凯先生普通退休职工模样，客气地与上海大学教师点头招呼。钱元凯是摄影界行家，与钱伟长先生一样，他对新生事物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也许是深受钱伟长先生影响，家人低调谨慎，不愿接受媒体采访。
到1979年，全国几十万“右派”得到改正，但直到1980年，终于等到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钱伟长才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个得到“平反”的人。中央统战部为钱伟长平反以后，清华大学党委把平反通知送达他手中，已是在中央组织部任命他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以后。在当时受到政治打压的科学家中，钱伟长是“右派”帽子戴得最长的一个。“为什么钱伟长的平反通知，被压在学校领导的抽屉里那么久？”戴世强教授说，钱伟长的政治命运，是他的性格所致。“他是一个透明的人，他的所思所想都要说出来。”如此坦荡的性格，让钱伟长学不会阳奉阴违、趋炎附势，这样的人，注定了要在那个失去理智的时代受到最严重的伤害。
尽管命运多舛，但钱伟长把简单执著的性格保持了一生，特别是到了晚年，身边人发现他简单得像一个孩子。“有一次我在旁边听钱先生讲话，他笑起来，那种纯真的笑容，只有在小孩子脸上才能看到。”曾文彪回忆说。
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从弃文学理、撕毁护照，到谏言教育、遭受打压，钱伟长的举动看上去非常“理想主义”，但事实上，钱伟长又是一个极为务实的人，在他晚年的治校观念和学术原则中，钱伟长强调的都是应用。
关于钱伟长的务实作风，他的学生周文波有着最深的体会。周文波现任上海城建(集团)公司副总裁，原为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是国产盾构研发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今天的周文波有着显赫的声誉，但20年前，他却在担心钱伟长先生是否会认他这个学生。
1981年高考落榜后，周文波进入隧道股份公司当工人，然后脱产读了职工大学。1990年，周文波拿着职工大学的学历，考取了钱伟长校长的硕士研究生。与周文波同届考取的同学，都是著名高校的免试直升高材生，在他们面前，周文波有点底气不足，害怕钱伟长会“嫌弃”他的学历。
“钱先生约我们几个到乐乎楼二楼见面，我当时非常紧张，一个是因为钱先生的名字对于我们来说遥不可及，是心中崇拜的大科学家，一个原因是害怕他不认我这个工人出身的学生。”周文波说，落座后，他不敢说话，直到钱伟长点名问他的经历。“我是隧道股份，做地铁的。”周文波说，听到这个介绍，钱先生很高兴，说：我不在乎你以前学什么，我讲究的是应用。
这一次谈话，重新塑造了周文波的自信心。在这以后的20年间，周文波越来越多地体会到钱伟长对应用的热衷。在国产盾构的开发上，钱伟长给予了很多的鼓励，他甚至直接向中央建议，支持国产盾构的研发。“我后来听学校人说，钱先生经常提到我，他很高兴他的学生在技术应用领域获得成功。”
上海大学延长校区校园里最醒目的位置，是一块刻有“自强不息”四个大字的石头，今天的人看多了各种口号，常常会漫不经心地在这句简单的校训前一晃而过。但对于钱伟长来说，为了实现这个毕生的愿望，他付出了太多太多。关于自己的这一生，钱伟长在电视访谈中说：“我不是党员，我是爱国的。我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强大要有力量，这个力量就是知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