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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在“反对”的钱伟长
钱伟长逝世，带走了科学家可以成为青春偶像的时代。人们感叹这个时代再没有“巨人”，但谁会探究，还有多少人能够为了忠于理性与国家利益，不人云亦云、不口是心非、不顾及私利，直至献出自己的声誉、前途甚至人身自由？
记者/黄 祺
最后一位科学偶像
钱伟长先生仙逝第二天，卖花小贩老纪，批来了一大筐白色和黄色的菊花，用自行车载着来到上海大学延长校区的校门口。生意开张之前，他领着10岁的儿子捧了一束菊花，到乐乎楼上海大学设立的悼念灵堂，去拜献钱老先生。“去之前我跟我儿子说了，一定要在钱先生面前许个愿，保佑你多读书。”老纪不过是个卖花的小贩，没读多少书，但钱伟长的名字在他这个40多岁的中年人心里，无比神圣。“钱先生啊，大学问家，跟孔老夫子是一样的。”上海近40度的高温，老纪的花没卖出多少，但他还是耐心地等在校门口。“来的人肯定不会少，我在这里卖点菊花，来悼念的人也能方便些。”
7月30日，钱伟长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98岁。随着他的离去，上世纪50年代被周恩来命名的“三钱”都已离世，一个科学家可以成为大众偶像的时代，也就此终结。
如果不是逝世的消息传出，居住在上海大学延长校区附近的居民很少知道，他们与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国家领导人为邻已经有20多年。上海大学乐乎楼，是钱伟长1983年从北京迁居上海以后，绝大部分时间居住的地方，在这座闹中取静的小楼内，钱伟长度过了20多年的岁月，他以“终身校长”的身份，在这座小楼中走完自己跌宕艰辛但又无比辉煌的人生。
对于年纪在40多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三钱”就是科学家的同义词，这个称谓的得来，与钱伟长对中国科研事业最大的贡献之一有关。1955年到1956年，新中国百废待兴，科学技术更是一张白纸。有限的国力必须投入到急需的科研项目上，因此，党中央要求制定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启动中国的科研事业。经过近半年的研究和讨论后，600多位专家学者确定了57项科研规划，周恩来提出，要从这57项任务中再找出特别紧迫需要国务院支持的任务。为此，规划小组组建了“紧急措施小组”讨论，最后提出原子弹、导弹、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6项课题。事实上，这6项重点工作，为后来的“两弹一星”等科研成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紧急措施小组”中，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人，在规划工作结束时，周恩来特别提到“三钱”的贡献，从此，“三钱”成为科技明星，受到那个年代青少年的仰慕和崇拜。
事实上，后来“两弹一星”成功实现的基础，与钱伟长有着直接的关系。钱学森与钱伟长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后来两人又一起筹办力学研究班培养有工科背景的复合型力学人才。这两个举措为“两弹一星”的研制，输送了大量的科研人才。
从1946年留学回国到被命名为“三钱”的这10年，是钱伟长年富力壮、春风得意的10年，他从一个青年学者，成长为影响国家政策的著名科学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这期间他任教于清华大学，对教育方针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他的直言不讳，也招致了此后的人生厄运，在长达20多年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钱伟长不仅失去了政治上权利，也失去了科研上的自由。直到1980年，钱伟长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个得到“平反”的人，他才最终走出人生的低谷。
1983年，钱伟长离开让他爱恨纠葛的北京，来到上海履新，担任当时上海工业大学、现在的上海大学校长。在上海度过的这段晚年时光，钱伟长再次迎来事业的高峰，在繁忙的国事活动之余，他管理着上海大学的科研、教学和发展规划，让一所曾经以上海生源为主的工科地方小院校，发展成为今天实力迅速增强的综合性重点高校。除此之外，他还招收研究生，培养了一大批高端应用型人才。钱伟长的威望在最后的20多年重新受到尊重，在乐乎楼二楼的会客厅里，上海市历任重要领导，都要来看望钱老先生，而教育系统的官员在见到钱伟长时更是又爱又怕，因为他对教育体制的评说，常常不留情面。
上海大学的师生最后一次见到钱伟长校长，是在2006年的春季研究生学位授予仪式上，在此之前，他经常在学生军训开营仪式等学校活动上露面，所有与他共事过的人都知道，钱伟长最喜欢与学生和老师在一起。
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1977年第一次接触钱伟长先生，后来几十年成为钱伟长的下属和忘年之交。在戴世强教授看来，晚年的钱伟长，不再像年轻时代一样锋芒毕露，但人生的信念却丝毫没有改变。“他最喜欢跟学生谈爱国，跟老师讲创新。”
“愤青”时代
也许是书香门第的成长环境，塑造了钱伟长桀骜不驯的性格。江苏无锡鸿声里七房桥村(现属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鸿山镇)钱家，历代受到街坊四邻的尊重，因为这家人知书达理，走出不少名士大家。钱伟长父亲钱挚早年热心办学，39岁英年早逝。父亲去世后，钱伟长深受四叔、著名学者钱穆影响，饱读经史国学。
可以想见，浸染诗书的家庭环境，让钱伟长生就执著而理想主义的性格。1931年，钱伟长同时考中清华大学、唐山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最后他听从钱穆的指导，到清华求学。在2004年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访谈中，钱伟长自称物理成绩很差，只考5分。但据原上海大学校办主任、众多钱伟长研究著作的作者曾文彪介绍，钱伟长自幼理科不如文科是事实，但5分之说可能有些夸张。戴世强教授也认为，可能由于高龄后记忆力衰退的原因，钱伟长说自己的数理化成绩只有25分，可能与事实有些出入，不过，钱先生年轻时最为擅长的学科，的确在文史。
在钱伟长正要进入清华攻读历史系的第三天，“九一八”事件爆发。“蒋介石叫张学良不要抵抗，人家日本人有飞机大炮。我一听就火了，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钱伟长在一次访谈中这样回忆自己改专业的原因。年轻气盛的钱伟长，在对物理系系主任吴有训一番软磨硬泡之后，终于获得进入物理系学习的机会，走上自然科学研究之路。从此以后，钱伟长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危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39年，钱伟长考取第七届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但因为英国战事爆发，留学目的地改为加拿大。在获得加拿大留学签证后，钱伟长等21名留学生发现，他们的护照上有日本签证，赴加途中需要停留日本。在日本侵略者带来的国难之下，21个豪情满怀的年轻人，愤怒地将护照撕毁扔到了黄浦江中。据戴世强教授考证，在这起撕毁护照的事件中，带头的其实就是钱伟长。“这样的举动，跟钱伟长的性格是相符的。”
在今天注重个人前途的人们看来，当时钱伟长们的举动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那时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实践着与祖国同命运的誓言。钱伟长的留学之旅，第三次才得以成行，一行21人带着强烈的报国热情踏上留学之路。据戴世强教授转述的一个说法，21人登上轮船后，大家立下豪言：只要是我们学成的专业，以后中国再也不需要派留学生到外国去学习。
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三人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师从英国著名应用数学家辛格教授，1943年，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钱伟长经辛格教授的推荐，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担任工程师，并与冯·卡门合著重要的学术论文，冯·卡门被誉为“世界航空航天之父”。在美国期间，钱伟长获得了学术上的丰收，并奠定了在世界应用数学和力学界的权威地位。
不过，钱伟长还是选择了回国。1946年，战乱尚未平息，尽管应聘于清华大学，生活还是十分艰辛。关于钱伟长回国的原因，报国情怀固然最为重要，但戴世强认为，钱伟长也有自己的“儿女情长”。“他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对国内夫人和儿子的惦念，加快了钱伟长回国的步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