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艰苦了。那时我的工资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
记者：可是在回国之前，您在美国的收入已经很不错了？
钱伟长：很不错。那是8万美金一年。
记者：所以当时您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就选择了说我还是回去吧。
钱伟长：要到外国大使馆，去申请注册，美国大使馆注册，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是这样，你填孔教吧，我是孔教。到了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你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那我说，我说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不填YES，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不让我去了。
记者：填这个NO的同时，就意味着你跟美国人讲，我不去你美国了，您心里很清楚这一点。
钱伟长：是啊，我就不去了，我总不能忠于美国人。
记者：当时您毫不犹豫。
钱伟长：我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我回国就是为了中国的。
1956年，钱伟长参加了我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并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总理公开赞誉为“三钱”。也在这一年，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当时他不会料到，他在这个位子上的时间竟会十分的短暂。
五十年代，正是我国全面照搬苏联模式的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也选择了苏联式的高度集中和专才教育。1957年 1月，钱伟长发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一文，反对苏联模式中不合理的部分，并且提出要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等意见。
钱伟长：反对学习苏联，苏联那一套不是我们需要的一套，它对这个基础课很不重视。
记者：当时您能够，敢于明确地提出来，反对学苏联？
钱伟长：我明确提出来了。
记者：当时苏联是老大哥。
钱伟长：老大哥我不管，你那东西我晓得，我对苏联的文献很熟，他们的工作不好。我是很清楚的。
钱伟长的教育理念，一经提出便在清华园内引起了长达三个月的大讨论，在随后而来的反右运动中，这种讨论却以政治方式而告终，1957年6月钱伟长被停止了一切工作。
记者：不去上课对您来讲，是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钱伟长：我当然没有办法，我是不上课，不上课他让我做，做实验室助理。
记者：做实验室助理。
钱伟长：就是让我扫地，我扫了一年，晓得吗。
记者：当时您在这一年当中，您还是坚持您的看法。
钱伟长：我坚持我的看法。我想总有人会理解的。
记者：可是当时把您打成右派之后，你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钱伟长：那无所谓，我被打成右派，连儿子上大学都不许，我的儿女都没有进大学。
记者：就是因为您要坚持您的这种教育上这种观点？
钱伟长：这我坚持的，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文革后，邓小平复出，主抓文化教育工作，使知识和人才重新得到尊重，之后他又提出，要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新时期的主要任务，于是人才培养就成为了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就在1983年的一天，已经七十多岁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钱伟长：教育部规定的，超过六十不允许再当校长。
记者：当时你已经七十二？
钱伟长：我后来问了，我看这个调令，这个调令很奇怪，这个叫汪道涵，那个是上海市长，汪道涵告诉我，给我调令看，他说你这调令是邓小平亲自签字。而且下面写了，予中央组织部调遣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下面又加了一句话，这个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记者：不受年龄限制。
钱伟长：汪道涵说你可不能辞职。你这是终生教职，终生校长，不受年龄限制。
记者：所以您到现在还当着校长。
而当钱伟长来到上海工业大学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学校已经两年没有校长，全校的学生不足千人，被上海人称为四等学校。
记者：当时钱老，您是一个全国著名的科学家了，这个地位也很高，让您到这样一个很破败的这样一个学校来，你当时心里头能接受吗？
钱伟长：我不愿意到北京了。北京有些人岂有此理。
记者：所以您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创业？
钱伟长：我不怕，我哪儿都敢去的，可以从头开始。所以我提出了拆除四堵墙。
钱伟长：你看大学从来不跟家长有联系的对不对？我们学校面对社会，就是家长，还有将来的用人单位，让他来体现，但是这从来没人管的。
记者：所以这是第一个，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
钱伟长：第二个就是教师跟学校不接触的，对不对？
记者：只管上课？
钱伟长：只管上课，上完课跑了，教师也找不了，你办公室，不是每天8小时，你要在办公室里头，你可以搞科研也可以自己备课。第三个，我们科研跟教学要结合的，对不对？刚才说了上六堂课，还有34小时，你干科研，给你办公室。
记者：就是作为教授、教师不能只教课，必须还得有做科研的能力？
钱伟长：对。还有就是学科之间有关系。我们加了很多课，这种课都是广泛的。还有我们允许学别的学的课。3、4年级，选别的系的必修课。
记者：一二年级呢？
钱伟长：一二年级是集体的，叫加强班。
记者：一二年级不分系、不分专业。
钱伟长：不分专业，还有我们规定学生四个人一个房间，要不同专业的。
记者：要不同专业的人在一块住。
钱伟长：是规定的，不许中文系的老在一起。
记者：打破专业的界限。
钱伟长：打破专业的界限。
记者：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要拆除四堵墙
钱伟长：拆除四堵墙，这是墙。
改革开始的时候，周哲玮正在跟随钱老读博士，之后又长期从事学校的管理工作，他对那时候的改革情形十分了解。
周哲玮：阻力是比较大的。因为当时上海工业大学，基本的情况还是以教学为主。那个时候教师要求不要逼我们去搞研究，我们这么多年只熟悉教学，让我们做我们擅长的事情，甚至也有教师说不要逼我们学外语，我们国学没有这个基础，希望按照他原来的生活方法继续下去。
记者：实际上您也是跟上海大学，上海工业大学，实际上您也是跟这个上海工业大学，或者教育界的一些传统的教育教学的教法，一些习惯的斗。
钱伟长：不一样的不习惯。
记者：那您怎么斗？
钱伟长：淘汰，大概淘汰了1/3，换了1/3，重新我到外头去找人来。
记者：淘汰到1/3。
1992年钱伟长又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刚开始时压力重重，后来在几年内竟风行全国。凭借这种求实创新的教育改革和独特的教育理念，1993年，上海工业大学合并了四所学校，成立为现在的上海大学，从原来只有八百名学生，发展为目前的在校学生三万人， 1996年上海大学又成为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同时教学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今年全国三十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
从72岁到92岁，钱伟长用二十年的晚年岁月，实现着自己一生的梦想，直到现在，学校大大小小的事情他还总是放在心上，最近校园中一些学生沉迷于网络和流行文学，这让他很是着急，今天，他就是要选出十位中国近代文学家的名著，编辑成书，来作为学生的课余读本。
钱伟长：回国了，我就要为国家做工作，对不对，我只要有精神，我照样做，我这个学校还没办得百分之一百好。还有很多不听话的老师，我这批老师解决了。这里有个计划，我这计划要办得比现在还好。
钱伟长所说的计划就是要把上海大学成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他说当好这年大学校长，不仅是他的责任，更是他的义务，的确，自从来到上海他就一直是一名义务校长。
钱伟长：我对自己从来不考虑的，我在上海大学不拿工资的。
记者：我听说您在这里也没有自己的房子。
钱伟长：我住在学校的。这种种经历我都过过，我不在乎。我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你同意不？我没别的要求，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强大要力量，这力量就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