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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在一些官员腐败案中，常常能发现警察参与其中，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在社会转型期，警察的角色究竟是什么？警察的职业追求到底是什么？这一次重庆扫黑，也有一些警察落网。您的看法是什么？
周：警察角色不应有变化。个别警察沦为腐败利益集团的工具参与违法犯罪，不代表具有普遍性。我们这支队伍是“纪律部队”，按说比其他部门发生问题的概率应该低一些，但是完全杜绝是不可能的。世界公认香港是廉政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区之一，但那里依然每年都有官员、警员违法违纪。要消除和减少腐败问题，一方面要加大查处力度，另一方面应建立全方位的监督，特别是舆论监督还应更加自由开放。我认为警察的职业追求应是让不法分子因你的存在而胆寒，让守法民众因你的存在而感到安全。重庆个别警察涉黑，问题值得反思。有个人堕落蜕变原因，也有监督机制问题，干部任期制度有需要检讨的地方，比如原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十多年前我就认识他了，他曾是一个业务很强，很敬业的人，为什么后来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十多年一直在一个岗位上，如果他任期的第五年、第七年早做岗位调整，如果异地交流，结果可能不一样了，至少不会撑起这么大的保护伞，造成这么大的危害。
记：有法律界人士称：“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经济案件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经济侦查的人才现状却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对这一特殊领域的要求。”这个观点是事实吗？在您的工作领域中，目前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周：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这儿也遇到了。人才奇缺是许多领域都面临的问题，很多专业更新很快，造成精通的人才缺少。另一方面，这还涉及到干警待遇的问题，如何补充、如何维持一个队伍精英团队的建设，资金短缺就是一大问题。很多时候，干警出差办案，补贴费、出差费完全不能弥补办案过程中的必要开支。另外，还要加大对硬件建设的投入，比如遍布街头的“天网”监控系统，以及足够的办案工具，总不能我们的警车老是跑不过不法分子的车吧？
记：您如何看待高学历、高智商的经济犯罪嫌疑人？遇到这样的罪犯，您会怎么处理?
周：首先，高学历和高智商不能划等号，现在高学历的人已经很多了。高学历和犯罪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高智商犯罪加大了我们办案打击犯罪的难度。其实，目前高智商犯罪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很多涉及其他领域的案件可能也无法破获。高科技犯罪、高智商犯罪在目前来讲，都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在经济犯罪中，有一部分人熟悉经济领域各个环节，要怎么打击他们？这就要求办案人员也必须精通经济方面的知识，这就是常说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记：您办过的经济类大案要案很多，2009年，最受人关注的经济类案件就是“黄光裕案”，从您的角度来看反映了什么问题？黄光裕案件给一些企业家的启示是什么？
周：这个案子就是一个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案子，因为黄光裕是首富，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引起了广泛关注。现在我们查处一些经济犯罪时说复杂，其实复杂不在案情，而在关系。由于一些涉案当事人的经济基础雄厚，有的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或光环，搭建一定人脉关系寻求保护也不足为奇。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企业应该守法经营。我以前到企业讲课时就提出，企业要依法自律，依法维权，在开展经营活动中，不能有不正当竞争，要成为社会上真正受尊重的企业家，一定要守法经营。
记：在当前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走出低潮的情况下，如何把握“打击”与“保护”的尺度？
周：应该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在惩处犯罪过程中应该保护什么也是应认真考虑的。比如：一个企业负责人涉嫌犯罪，只要是他个人行为，不涉及企业，我们在打击其个人犯罪的同时，就要保护企业其他职工的利益不受侵犯和影响，最大限度保证企业还能正常运转。不能因为查处了一个案子搞垮了一个企业，或者搞“黄”了一个行业，这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宽严相济。在这次重庆打黑风暴中，“肉霸”王天伦被抓，但我们保护了原他掌管的金普企业的正常运转，要保护无辜的员工不能没了生计，还要保障社会正常的肉食供应服务。（《中华儿女》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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