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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每一个平民都有其子女婚嫁是否排场的“苦衷”。搞得太小，对不起自己的脸面，甚至也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子女。小则三五桌，大则十来桌，然而断不至于达到110桌。假如他生活在一个传统的村落，每一个村人都是自己的乡亲，试问，其他平常的村民是否也能够摆得起如此规模的婚宴？那么，人们就有理由追问，110桌的婚宴规模里，有没有权力作祟的阴影？
千人排队送红包之后，引出廉江10桌100人规模不得超越的禁令，传媒天天开讲，禁令天天传达，为什么又在深圳重演？如前述，廉江“千人排队送红包”是一大新闻，廉江纪检坐不住了，赶紧重申了一次廉政规定，并且变本加厉成为限于10桌，那么，这个禁令又会管用几天？又有多少人会顶着禁令大摆婚宴喜宴乔迁宴？又会有几个纪检干部会到现场暗访查处？这都是未知数，但很可能只是一种“障眼法”。而深圳的党政干部又同属于党风廉政严禁规定范围之内，也必须执行党风廉政的有关规定，那刘副局长又凭什么执纪而违纪呢？
刘副局长称自己有“苦衷”。不执行党的廉政纪律还有苦衷，那严格执行廉政规定的干部“苦衷”又在哪里？党风廉政规定需要全体干部的认真执行，如此才能使党风纯洁，如此才能带动他人，身为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副局长，刘副局长带头违反廉政纪律还有苦衷，其他干警又有哪些“苦衷”？他们的“苦衷”是不能有副局长的权力与排场？一般干警又有几个能摆得起110桌的巨大婚宴？
职务高了，权力大了，场面大了，排场也跟着大了，那就顺着权力的膨胀来一次违纪的膨胀，这是一些官员的自以为是和想当然，但你能不能想一想权力是谁给的，权力又是用来做什么的？搞清楚这一点，大凡腐败干部排场干部违反党风廉政规定的干部就没有“苦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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