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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正嫁女，摆下110桌酒席庆祝。副局长接受采访时表示，宾客八成是村里亲友，自己也有苦衷望记者体谅。此前，廉江市公安副局长陈锡照为庆祝乔迁，在宴请千余宾客，遭广东省有关部门严查。（《南方都市报》1月4日）
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的话语充满了“苦衷”， 在“八成宾客是村民旧友，情面难却”的前提下，希望记者理解，从新闻来看，记者似乎“理解了”，但是，公众理解了吗？关于官员宴席规定的政策制定者能理解吗？更直接的问题是公众能接受官员的“苦衷”解释吗？
事实上，官员话语之下的“苦衷”是以“人情世故”为前提的，是以“人情社会”的行事逻辑为基础的，离开了这样的逻辑，所谓的苦衷就不是“苦衷”，甚至成了“遮羞布”。那么，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官员的苦衷能成为消解各种政策规制的“法宝”和“筹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任由官员“苦衷”式话语的蔓延，在笔者看来，从中央到地方就不可能出台《关于严禁党员干部利用婚丧喜庆大操大办借机敛财的紧急通知》之类的规定，更不可能细化到了“领导干部如办理婚丧喜庆宴请事宜，允许在至亲好友范围内，规模在10桌（含10桌，或100人）以内，特殊情况经批准可适当增加宴请人数，但最多不得超过15桌（或150人）”的程度，当然，也不可能做到年年重申。也就是说，种种政策的出台恰恰针对的就是人情社会的行事逻辑。从中不难看出，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的“苦衷”话语没有现实的正当性，也可以说是所谓的“苦衷”成了规避政策的说辞。
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的“苦衷”话语，就笔者的看法，恰恰是治理“干部摆宴”政策效果弱化的折射。当前，各方对“干部摆宴”治理决心不可谓不大，措施不能不说越来越缜密，但是，我们面对的事实是违规者屡屡出现，并且对有些违规者的处理是不了了之，这在无形中助长了歪风邪气和降低了治理效果。诸如“卫生院副院长为儿摆升学宴遭行政警告”、“云南贫困县公安局政委嫁女摆宴500桌被撤职”、“河北晋州国税局长机关摆婚宴 办公区无人上班”之类的新闻告诉我们，这依旧是个难题。而“公安分局副局长嫁女 宴开110桌”同样证明了这个事实。
从根本上说，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的“苦衷”话语不是一个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做到监督的常态化和公开化。也只有如此，才能消除“苦衷说”。首先要明确的是对权力的监督应公开化和常态化；其次，要认识到，任何政策治理效果的显现，不在于政策出台的频率和纸面的严肃程度，而在于能否落地；最后，要把监督的权力真正归于公众，而不是陷入公权“自己监督自己、自己惩罚自己”或者“左手监督右手”的陷阱。要明白，政策治理效果的弱化往往就是有“左手监督右手”和不给公众以监督的权力造成的。
本则新闻中，刘副局长坦承，“想到这个事(被媒体曝光)可能会发生”，告诉我们，所谓的政策和规定，在一些官员眼中，无非是纸面的“花瓶”，也正是这种心理的存在，才给了“苦衷”说生存的土壤和空间。“规定”不敌“人情”的“苦衷”是对制度的反讽，也是官员对制度和政策缺少敬畏的表现。因此，谁来面对“规定”不敌“人情”的“苦衷”就成为社会共同的课题。 （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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