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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毕舸 季羡林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的旧居于12月16日发现被窃，室内物品被洗劫一空。(12月20日《成都晚报》) 离季羡林先生去世仅5个月，其旧居就遭遇“清仓式洗劫”，其文化价值损失之大不可估量。关键在于，当不轨之徒看中了季羡林旧居中各种物品所蕴涵的巨大价值——虽然是文化价值“折现”的巨大经济价值，为何这点常识却不曾为有关方面所具备？难道季羡林旧居几千册珍贵的线装古籍，数量不等的佛像，不过是可以扔进历史垃圾堆的百无一用之物？不可以按照基本的文物保护逻辑，对其稍加保存整理么？ 在我看来，季羡林旧居被盗事件之所以引发社会关注，并不仅仅在于季羡林的学术身份，更折射出民众对当下历史文化遗产被漠视乃至轻易损毁的普遍不满。如果历史文化遗产在某些公共管理者眼中，不过是缺乏现实利用价值的废弃品，那么本应留存的社会文化价值就会因此丧失。 季羡林旧居被盗的遭遇，仅仅是历史文化遗产在经济大跃进过程中被废弃破坏现象的沧海一粟。蓦然回首，究竟有多少名人故居因保护不善摇摇欲坠，甚至在商业化拆迁中化为废墟？有多少千年城墙、百年老屋被强行改造成柏油公路、高楼大厦？ 吊诡的是，在文化保护成为“显学”、推动文化保护事业越来越成为社会潮流的当下，季羡林旧居依然被盗窃一空，这其中所反衬出的口号与行动、理念与利益的落差，不露声色地向我们提出一个命题———公共管理者是否真正保持着对文化复兴和价值重整应有的人文关怀与行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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