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辉
昨晚，本报记者专访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教授。他表示，“迪拜事件”给我们这样一个警示，打造金融中心要量力而行。
记者：“迪拜事件”如何能在全球引起这么大的震动？
董登新：“迪拜世界”是迪拜政府最大的国营财团，其投资项目遍及全球100多个城市。不光是投资项目众多，更主要的是，其关联了一批介入较深的金融机构，尤其与西欧和北美金融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资料显示，欧洲银行业与阿联酋迪拜公国主权投资机构——“迪拜世界”相关联的风险敞口约有400亿美元。
由于迪拜是中东金融中心，“迪拜世界”代表着国家信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国家的投资意志。万一破产或倒闭，590亿美元的债务牵涉的利益主体众多，无疑是一场“大地震”，其影响会像冰岛国家破产一样深远。
记者：迪拜世界债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董登新：过去几年，作为中东的金融中心，迪拜热衷于提高其知名度，扩大势力范围。为此不惜大肆融资、频频举债，超过了其实际的承载能力。
记者：“迪拜事件”是否意味着全球金融危机尚未远离？
董登新：当前，对于全球经济复苏，众多人士仍持怀疑态度，“迪拜事件”无疑对那些乐观主义者是“当头一棒”，从反面印证了金融危机尚未远离这一基本的判断。虽然与金融危机相比，这只是次危机，但其对全球的经济信心影响比较大，尤其是与其关联度高的重灾区北美和西欧。
记者：这一事件对中国金融业有什么样的警示？
董登新：在我国，不少城市提出兴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规划与设想，北京、上海在提，武汉、重庆也在提。金融中心应该是由经济本身造就的，不可人为地打造，只能量力而行，不可盲从跟风，超过自己的实际条件。
记者：对中国股市来说，这次事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董登新：随中国经济的开放，A股市场存在示范效应或传染效应，外围经济的信号对A股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迪拜事件”对中国股市的影响究竟有多深，后果有多严重，有待二、三个月后观察，毕竟，债务危机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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