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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资深媒体人、评论家
你有没有“三仇(仇富、仇官及仇警)”情结？此问题没有好回答。假如你承认有，那么你的心理有问题；假如你说没有，那么就没人做错了什么。
最近网络流行的帖子《“贫二代”的18条标准》中，坦然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有仇富心理，并十分痛恨贪官，觉得他们不仅夺取了你父辈的财富，更夺取了你翻身的机会”；“有当城管的冲动，好罩着天天被驱逐的父母”。
这个热帖最大的价值，是让人们把目光从“富二代”转向“贫二代”，站在穷人的角度看问题。
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时评人为穷人作过那么多辩解呢？这是因为，这些时评人都不是穷人，都被这个问题误导了。我自己也曾经认为，中国人在历史上是不仇富的，现在也敬仰靠诚实劳动致富的人。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富二代”这个词，可以在网络上激起如此大的情绪波动。显然，我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一颗老鼠屎，可以搅坏一大锅粥。那么，十颗呢，百颗呢，成千上万颗呢？无处不在的权钱勾结，已经让富人作为一个阶层被抹黑了。
这不免唤醒了历史的记忆。我们的确受过“仇富”的教育，那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教育。这种教育要求人们关注的东西，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当事者的身份和阶层，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然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地主和资本家都不是好东西。
早在去年贵州瓮安事件和上海杨佳案发生之后，就有人写文章说，“三仇”是一种社会病。诊断“三仇”病的人，虽然也都认为为富不仁、贪赃枉法和滥用权力是病因，但是通常认为这更是一种社会公众的病态心理，他们在这种心理状态中夸大了富人、官员和警察的坏处，甚至根本不了解情况，也不想了解情况，“逢富(官、警)必反”，有反必应。
“三仇定律”的分析方法，其实也是早年意识形态“仇富”教育的结果，因为它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对人群进行分类，然后贴上一个“爱”或“仇”的标签。所以，分析者首先界定说，“三仇”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种分析方法在学理上已经被抛弃，但是它对于人们心智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
把目光集中到富人如何为富不仁，就会让人以为，是他们的奢侈引发了愤怒。事实上，一边过着奢华的生活，一边真诚地关心穷人的富人并不少见。极端的例子，是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杰克逊，他们的豪宅可谓穷奢极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登上慈善榜榜首。就算富人过起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但是他去勾结权贵，恃强凌弱，穷人还是会愤恨。
如果多想想“贫二代”，你就会同意，“三仇”是一个事实，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就掩盖了愤怒的实质:贫穷与公正。如果社会把资源用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而不是去培训“富二代”，仇恨就会少很多。因此，与其站在富人、官员和警察的立场，去观察穷人有没有“三仇”，不如站在穷人的角度，看看有没有人在“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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