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6月，轰鸣的拖拉机把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知青接到了哲里木盟国营胜利农场插队落户。接下来的几年里，招工、上学、当兵，知青们陆续离开，到了1978年，绝大多数知青返城。然而，仍有一小部分知青选择留在了当地，彻底扎根，有的当上了干部，有的成了则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与胜利农场血脉相融。四十年过去——

　　本报记者周静

　　桌上扣着两只饭碗，一只碗底下有纸团，另一只空的。韩贵民手拿一根筷子。“我说让这个纸团到那个碗里去。走！”手腕一抖，“啪”的一声，筷子清脆地敲击在碗沿上。再拿开两只碗，纸团赫然跑到了空碗底下。“哇！太厉害了！”周围的人不由爆发一阵掌声。

　　这种类似“乾坤大挪移”的小戏法儿，韩贵民正经有两手。比如和你正说着话，忽然一伸手，从你的衣领处便抽出一支烟来。手法之快速利落，几可和魔术师媲美。酒桌上有了他，笑声不断。

　　这就是韩贵民。瘦瘦高高的个子，瘦瘦长长的脸颊，性格开朗，多才多艺。

　　1969年，母亲收拾了一床旧麻花被，重染了一遍旧衣服，花5角钱买了个胶合板茶叶箱，韩贵民就这样提着简单得有点简陋的行李，来到了胜利农场四分场，从此在农场扎了根。

　　当时的韩贵民只有小学文化。第一次在先进生产者大会上发言，二指宽的发言稿，字认不全，念得磕磕巴巴，大家哄笑，韩贵民闹个面红耳赤。从这以后，韩贵民痛下决心，重新学习文化知识。

　　没有教材，韩贵民把小学学过的书找出来，一遍遍温习，连汉语拼音也重学了一遍。能找到的书统统借来，以字典为老师，一学学到深夜。

　　这以后，韩贵民还参加了农广校企业管理专业的学习，获得了中专文凭；参加全国电视摄影、编导进修班学习，参加党政干部基础科学大专函授学习，并且考取了拖拉机驾驶证，获得了统计员、政工师等技术职称。

　　韩贵民当过拖拉机驾驶员、技术员和机务队长，后来由于勤学肯干，头脑灵活，这个曾经小学还没毕业的人，学会了写稿、演讲、摄影、摄像、剪辑，当上了组织宣传干事、党办主任，兼场党校校长，任过《中国农垦》编辑部通讯员，哲里木广播电台特邀记者，在报刊上发表过20多万字的新闻稿件和数十幅照片，有力地宣传了胜利农场。

　　知青返城时，韩贵民也想回去，他可是搞宣传的人才，场领导坚决不放。之后还有几次机会，包括后旗纪委，包括市农垦局，韩贵民都没有去。“我就死心塌地在这过了，哪也不想去。”

　　下乡锻炼了几年之后，农场有几位女青年喜欢上了开朗风趣的韩贵民，并向他主动暗示表达情意。可是韩贵民这时反而害羞起来，不敢面对。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附近农村的一个女孩子，韩贵民一看，姑娘不仅漂亮大方，而且善解人意，两人一见钟情。

　　韩贵民坦诚地告诉姑娘，自己家经济条件不好。姑娘却说，我不要彩礼，只要人品好，就成。一年后，两人结婚。韩贵民给新娘子买了两身的确良衣服，外加一双皮鞋、一双袜子、一块方巾。买了瓜子、糖块、烟卷、茶叶，在分场会议室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新房是分场领导安排的一间砖房，屋里的全部家当是：一对木头箱子，一对化妆盒，两面镜子，两套行李。

　　那个年代虽然物质匮乏，但精神充实。两个人恩恩爱爱，相濡以沫，妻子勤俭持家，苦日子渐渐芬芳起来。

　　婚后，妻子也参加了劳动，两人月收入50多元。后来韩贵民和妻子都转为农场正式职工，工资逐年增加，生活条件也随之好转。三个儿女，都考上了大学、中专，分配了可心的工作，而且各自成家，也都有了自己心爱的孩子。

　　岁月染白了双鬓，脸上逐渐刻满了风霜。韩贵民六十岁了。老两口享受着退休工资和社会养老保险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尽情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而韩贵民“人老心不老”，仍然在发挥余热，当上了农场老干部党支部书记、关工委秘书长，继续为农场做贡献。

　　韩贵民在回忆录里写道：“现在的胜利人，吃的是自产的优质细粮；喝的是清洁卫生的自来水；住的是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楼房；穿的是赶时髦的新式服装；打的是四通八达的现代电话；看的是丰富多彩的有线电视；驾驶着豪华美观的小轿车、摩托车；走的是宽阔平坦的砂石路、柏油路；农场人生活正如开花的芝麻——节节高！”

　　四十年了，韩贵民总是和乡亲们说说讲讲，总是和妻儿们笑声不断。60岁的人依然像个20出头的小伙儿，风趣幽默，怡然自得，在乡村小院里过着他有滋有味的情趣人生。

稿源： 　编辑： 胡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