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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6月，轰鸣的拖拉机把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知青接到了哲里木盟国营胜利农场插队落户。接下来的几年里，招工、上学、当兵，知青们陆续离开，到了1978年，绝大多数知青返城。然而，仍有一小部分知青选择留在了当地，彻底扎根，有的当上了干部，有的成了则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与胜利农场血脉相融。四十年过去——
本报记者周静
这是一户普通的农家小院。黄瓜、茄子、辣椒长得正旺。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挂着两搭大蒜。洗衣盆里，晾晒着新打下来的葵花籽。
女主人周玉华端上一盘西红柿，“自己种的，尝尝！”放下盘子，给正在农场老年活动中心打牌的老伴陈启宁打电话，催促他快点回家。
一个中等身材、胖瘦适中的老人走进小院。平头，白净净的一张脸，上面有着明显的南方人特征：宽额头，瘦脸膛，精明的眼睛机灵乱转。
开口说话，浓重的南方口音冒了出来。“在这住了四十年，口音说啥改不了！”今年61岁的陈启宁笑着说。
陈启宁，浙江慈溪人。1969年6月，初三还没毕业的陈启宁和其他知青一起，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教育”的号召，坐了三天三夜火车来到内蒙古哲里木盟国营胜利农场插队落户。
来之前领队说内蒙古大草原如何如何地好，可是到这一看，大家心凉半截。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荡，野草和禾苗一样高，荒凉寂静。领队怕大家质问，偷偷溜了，剩下这群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留在了离家几千里的边疆农场。
陈启宁被分到三分场生产队。他肯吃苦，能干活，踏踏实实地把农场当成了家。1978年，经人介绍，陈启宁和当地姑娘周玉华结婚。
也正是这一年，国家落实政策，知青陆续返城。陈启宁也接到了通知。陈启宁很矛盾，说不想回家是假，可是要真是回去了，第一家里没房子，一家人要租房子住；第二没钱，没工作，将来怎么生活呢？再说，已经在本地娶了妻子，妻子也离不开老家。
思前想后，陈启宁决定，不回去了，就在农场扎根吧。
从此，陈启宁成了胜利农场正式职工。
春种秋收，喂猪养鸡，辛苦劳作，年复一年，和任何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两样。盖了三间瓦房，生了一双儿女。如今女儿在河北安家，儿子就在农场，儿媳在道边支起一口冰柜卖冷饮。
许多的生活习惯还是不能改。不爱吃馒头，上顿下顿米饭；爱干净，衣服总要洗出肥皂味儿。
日子如同每天升起的炊烟，袅袅飘走。四十年间，宛如一梦。当年的毛头小伙，如今已是花甲老人。生活再没有大起大落，平平淡淡。
现在，周玉华每月能领到600多元钱的社保金，陈启宁到今年年底也将领到社保金，再加上十几亩地的收入，“生活还过得去。”陈启宁很知足。
今年开春，陈启宁回浙江探亲，住了一个月。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看到故乡的发展变化，高兴之余，难免有点酸楚。如果当年不做知青，如果做了知青之后返城，那么，生活会是什么样？有时候这样的想法就会冒出来。
“也有后悔过。但是寻思寻思，后悔有啥用？”“陈启宁很坦诚。有句话说得好，过哪河脱哪鞋。全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生活无忧，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现在就是让我回去，我也不愿意回去了。”陈启宁说。守着一座农家小院，守着一所红砖瓦房，和老伴一起走过半世风雨，看着孙辈成长，人生进入另外一种境界。
曾经的无奈，早已如烟飘散，平平淡淡才是真。
当记者走出这个郁郁葱葱的小院，回头一看，陈启宁正伸手帮老伴掸掉衣服后背上的灰尘，老伴笑意盈盈。
那一刻，忽然有种温暖的感觉涌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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