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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季羡林先生，完全出于偶然。
1996年6月1日，我客居京城东皇城根下一家宾馆。那天早晨，我的朋友苏东河找我说：“我约好去北京大学看望季羡林先生，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去？”听到季羡林的名字，我怦然心动，脱口说道：“去!当然去。”
季羡林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20世纪中国最为杰出的人文学者，他在佛教学、人文科学、古代语言等领域的研究，硕果累累，成就辉煌。此前，我就读过他的《天竺心影》、《朗润集》、《留德十年》、《赋得永久的悔》等著作。先生的散文淳朴恬淡，内涵深厚，读之有如高山流水、梵钟悠韵，给人以甘之如饴的精神享受。
来到北京大学，校园里湖光塔影，苍松翠柏，那极富园林之美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我们沿着弯曲的小路，来到朗润园，在花木扶疏、幽静绝尘的林阴下，一位气质儒雅、神情安详的白发长者正在漫步。东河兄说那就是季老。来到先生身旁，我恭恭敬敬地向他鞠了一躬说：“我过去读过您的许多文章，对您仰慕已久，今天见到先生非常荣幸。”他握住我的手露出谦和的笑容，轻轻点了点头说：“谢谢。”然后带我们向他家走去。先生家住一楼，一位高个女士略带歉意地说：“我们正在整理书籍，屋子太乱，干脆大家到阳台上谈吧，那里清静一些。”她就是先生的助手李玉洁老师。
坐在阳台上，后湖景色尽收眼底，一阵轻风拂过，湖水荡漾，垂柳摇曳。稍示寒暄，便随兴倾谈。季老说：“我1983年去过你们甘肃，参加第一届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暨全国第一次敦煌学术讨论会。第二次是从新疆过来到柳园下车，参观敦煌石窟，然后乘车直接回到了北京。那两次甘肃之行，我写了《兰州颂》和《在敦煌》两篇文章。”看着陈旧的楼房，我问先生在这里住了多久，他说：“这栋楼是1962年盖的，我住了35年，一起搬来的许多老先生，有的去世了，有的搬走了。”先生流露出伤感的神情，怅然若失。我急忙换了一个话题：“我听到过一则趣闻，一个学生曾把您误当成了‘老师傅’，给他看了很长时间的行李，后来在开学典礼上才知道您是北大副校长。”先生笑道：“有这么一回事。”
我向先生谈到他的散文：“没有真情，就没有散文，您的散文深沉隽永、大朴无华，是每个特殊阶段的人生感悟，写景、抒情、怀人、纪事，每一篇都堪称范文。”先生说：“您过奖了，一来我本身就是研究语言的，二来中国是世界散文大国，从古到今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流派纷然杂陈，散文家人才辈出，我的散文只能说是一种探索和尝试而已。”
说到荷花时，先生谈兴更浓了，他指着眼前的荷塘说：“这里原来是没有荷花的，后来有人从湖北洪湖带来了莲子，我用榔头砸破后，扔到了湖里，隔了好多年才长出来，以后长得极快，两年之内就长满了整个湖面……”先生向我讲述着他与荷花的故事，洋溢着对蓬勃生命的礼赞和对未来的憧憬。不久，他写成了那篇富有哲理的散文《清塘荷韵》。
我又好奇地问：“您研究古梵语和吐火罗文，听说懂这种语言和文字的全世界也只有几个人？”季老说：“这两种都属印欧语系，和汉文不是一个体系。这种文字刚发现后，都不知道是什么，我的德国老师用了20年的时间才把它读通，后来又教给了我，懂这种文字的人在英国、法国、美国都有，但人数不多。”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可以的话，让我拜在您的门下，做您研究梵文和吐火罗文的学生吧。”先生说：“完全可以，不过你得先补课，那比背英文字母和汉语拼音难呀。”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
先生端俨仁慈，蔼然可亲，没有一点大师的威严，和我们交谈时，像拉家常般缓缓缕述、娓娓道来。这次见面虽短，但他的博学、朴厚和真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之后，只要有机会到北京，我总要去先生家看望他。
先生不以书法名，但求他题字的人很多。一次，我在先生书房中，看到他书写的陶渊明诗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心折于其中蕴涵的睿思和禅意，请先生也为我书写，他说：“你把地址留下来，写好后给您寄去，因为平时太忙，所以把要写的东西集中起来一起写，这样就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不久，我就收到季老的信，里面有两帧条幅。书写的是朱熹和苏轼的诗、词，其中一幅的内容是：
少年易老学难成，
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
阶前梧叶已秋声。
那字写在洒着细细银箔的宣纸上，显得古朴峻秀，极有韵致，而内容又是勉励我刻苦学习的，我舍不得装裱，一直珍藏着。
先生不像有些留过洋的人，对各种服饰有特别的嗜好，或追求那种时髦的气派，在我的印象中，每次见到他，都是一身极普通的蓝卡其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圆口黑布鞋。虽显得不合时尚，但给人以极具朴素的魅力和风度。
1998年12月4日，我陪流萤先生一道去看望季老。当时，甘肃正在筹建兰州碑林，我们专程到北京征集一些著名学者和书法家的作品，以备刻石。我们请季老写一篇《兰州碑林记》，他婉拒道：“我没有去过兰州碑林，没办法写，还是请其他人写吧。”流萤先生说：“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也没有去过岳阳，是根据滕子京写的一封信和地图写就的。”季老摆摆手：“我可没有那个水平。”在我们的再三恳求下，季老推辞不过，点头答应了，他笑着说：“那我只好写梦游了。”我们还向季老请教甘肃武威西夏碑文的辨识问题，他说：“中国社科院民研所的史金波和白滨是这方面的专家，可以请他们帮助。”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李玉洁老师打电话到甘肃驻京办事处，说季老给兰州碑林的诗题写好了，让我去取。第二天下午，我如约来到季老家中，他打开写满长诗的宣纸，并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地向我解读：
兰州碑林
丝绸之路 历时悠久
东西文化 赖以交流
敦煌巍然 东方枢纽
石窟众宝 彪炳千秋
辉煌璀璨 世无其俦
张皇发扬 子孙共守
智慧之都 古城兰州
莫高麦积 与天同寿
碑林肇建 光被六州
新纪莅临 辉映全球
接着，他对我叮咛说：“字的行间距离你们到时候再调整，作的不好，写的也不好，献丑了。”在向先生告辞时，他要出门送我，我执意不允，在屋里向他道别，然后替他关上了门。那天刮着大风，天很冷。当我上车准备离开时，猛然看到季老由李玉洁老师搀扶着已经站在台阶下送我，我的心陡然一惊，立刻让司机停车，跑下去劝先生回屋，李玉洁老师焦急地说：“你赶快上车，你不走先生是不会回屋的……”一听此言，我顾不了许多，转身上车，让司机加速离开。回首望着仍在凛冽寒风中目送我的先生，顿感静穆庄严，心头一热，不禁潸然泪下。古人说：“大美不言，大象无形”，季老作为学人的一代楷模，学界的泰斗，他以谦谦长者之风，对我这样一个年轻人如此真诚和蔼，以礼相待，足见其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这首诗后来镌刻在兰州碑林东轩。2002年出版的《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集》选印了该诗碑的拓片。
季老淡泊宁静，操行自守，不追求名利，始终保持着学人的本色，固守着神圣的寂寞之道。他住着门对门两套房子，东边一套三间装满了各种版本的藏书。西边一套除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外，也全是书籍。就在这陋室清居，先生一灯荧然，心如秋月，把对亲友的思念、劳动人民的同情、祖国的赤诚和对生活的挚爱，化作了一篇篇不朽的华章，凝聚出一种探索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力量，闪耀着独特的人格之美和智慧之光。
文化无国界。季羡林散文的价值研究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而对他给人类文化宝库的贡献也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日本汉学家依田熹家在日译本《季羡林散文集》读后记中写道：“读了这一系列文章后，感到它恰好传达了‘五四’运动直到现代，在动荡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变迁。尤其是季羡林先生这样将中国自古以来的读书人的传统和西欧最高学术水平集于一身的大学问家，是代表了这一方面的典型。”
2002年11月10日下午，我又约好去看望多年未曾见面的季老。他家门上贴了一张门训：经多方领导、医生、亲属议定，为了季老身体健康，谢绝会客，敬请谅解。来到客厅，看到方桌上依然立着季老手捧《般若》的巨幅肖像。在装满经籍的古书柜上，摆有他和泰王国诗琳通公主的合影。这时，先生迈着蹒跚的小步走了进来，他眉鬓霜染，清癯如鹤。我问候道：“先生身体不错，比过去胖了？”他摇了摇头：“那是吃激素吃的，徒有其表啊。”我们谈到他将一生珍藏的孤本、善本等书籍和珍贵字画捐赠给北大图书馆的事，先生说：“我做了一辈子学问，读了一辈子书，身旁仅有的就这些东西，捐赠出来大家用、大家看，我就放心了。”没有索取，只有奉献，这便是一代文哲的品格胸襟。
季老非常关心西部的发展，他心中的西部，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感情存在，他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敦煌吐鲁番学”就在那里。他说：“在古代我们国家就搞过西部开发，现在要发展，也必须走这条路，但一定要保护好那里的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到古丝绸之路和敦煌看看，你就会明白，甘肃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先生不但关注着西部，还思考着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未来。他倡议在新的世纪中，人类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做一个世界人。我请教先生是基于什么因素来思考这个问题的，他慨然道：“人类进入新世纪，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中国人，要问自己做好这个准备了没有。要站在历史高度，认知世界文明发展的脉络和走向，继往开来，从而实现我们对未来的把握，因为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我建议你读一读西方史学家杜兰的《世界文明史》，你会从中得到启发。”
我问先生：“您著作等身，功成名就，现在还写作吗？”他毫不犹豫地说：“写，去年底有一次突然便血达四五次，但我文章照写不误，只要能思想，我就会一直写下去……”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先生笔耕不辍，燃薪为烬。写作是他体现人生价值、探索生命真谛的一种方式，无穷的力量支撑着他。
我聆听感悟，精神得到净化和升华。临别时，先生赠送我一套装帧精美的《季羡林文集》，并在首卷上为我签了名。他没有忘记曾经对我的允诺，我欣喜不已，倍感先生的情笃谊厚。文集共24卷，皇皇八百余万言。这是他耗费无数心血，终生为之奉献的事业成果和思想精华，是留给人类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韶光易逝，岁月难留，先生步入了人生暮年。古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他没有辜负自己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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