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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先生的一生很难用三言两语来概括，人们称他为“国宝”，这种赞美不仅因为他的哲学修为，更因为他如同自己所要求的那样，是一个大写的人。他的人生就像一部书,一部厚重的大书；他的学术就像一座图书馆,一座博大精深的图书馆。
抗战“小长征”
奠定人生与学术走向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出生于山东平原县。“继愈”这个名字是上学时老师给取的，有“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他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他毕业于山东济南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大明湖小学)。
中学时任继愈就读于北平大学附中，期间，他遇到几位对他的国文功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老师：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在他们的影响下，任继愈先生开始阅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
最初，任继愈先生的学习成绩只是中等偏上，考试成绩并不是最好的，但是他每次考完后，总要检查错在哪里，就像下围棋复盘一样，这成为他求学生涯中始终坚持的习惯，也因此学习成绩越来越优秀。
1934年，任继愈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西方哲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奉命迁到湖南长沙，半年后又奉命迁往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其时在北大哲学系读书的任继愈先生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
在这次历经60余天、1400多里路的“小长征”中，任继愈充分接触到了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国难当头，生活于困顿之中的民众却能舍生取义，拼死抗敌，此种精神使他深受震撼。中华民族在危难中不屈的精神从何处来？从那时开始，他的人生理想和学术追求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
西南联大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任继愈知识积累和日后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的研究方向也从西方哲学转向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他还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潜斋”，意思是要以打持久战的抗战精神，潜下心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坚信，这其中一定有他要找寻的答案。
1938年，任继愈先生从西南联大毕业。1939年，他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教授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任继愈先生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
毛泽东评价任继愈是“凤毛麟角”
1942至1964年，任继愈在北京大学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1956年，任继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与任继愈进行了一次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毛泽东说：“你写的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我都看过。”当毛泽东听说任继愈在北京大学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搞佛教研究后，称他是“凤毛麟角”，并对他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该所所长。这是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任继愈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任职期间，与北京大学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成为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
一套藏经的“文化苦旅”
担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馆的建设“添砖加瓦”。他认为，图书不同于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阅读的。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12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套藏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任继愈说：“《赵城金藏》是北宋《开宝藏》覆刻本，不论在版本方面、校勘方面，它都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抗战中，日本侵略军对这部珍贵的典籍虎视眈眈，为了《赵城金藏》的安全，广胜寺力空法师向八路军求助。在当时的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指示下，连夜组织人在烽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将《赵城金藏》运出，终使国宝珍品得以保全。
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图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用蒸汽蒸后，再一张张揭开。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主持编纂《中华大藏经》
为了民族的文化复兴，任继愈投入大量精力，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仅为0.1的情况下，主持编纂了工程浩大的典籍《中华大典》与《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对比参照，集9种佛教典籍于一身，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这部浩大的典籍共107卷，1.02亿字，历经十几年才陆续出完。随后，任继愈又致力于《中华大藏经》的续编工程。《中华大藏经》获得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中华大典》是一部皇皇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其编纂工作已进行了20年，任继愈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有些名人当主编只是挂个名，而任继愈却很多事都亲历亲为、费心费力。
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事，但任继愈多年来孜孜以求。2005年4月14日，在任继愈本人的再三要求下，他从担任了18年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改任名誉馆长。
但是，任继愈依然牵挂着国图的古籍整理工作，这里的每一部珍藏都融进了他的心血。每周一、四上午，他在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接待访客；其他时间就都放在《中华大典》和《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工作上。虽然自感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然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就起来工作。《中国高端访问》吴志菲余玮 著
我在小学时成绩不是最好。学习分数不是最高的，但是我学习的成绩比较扎实。譬如说，我的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考试以后我有这么个习惯，看哪个地方没弄好，没弄对。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一百分的得到的少。所以考试对我有实际的意义，自己上心呀。
我大学一直是在哲学系。我觉得哲学重要，自己应该去学。我们当时的“哲学概论”是汤用彤先生讲，这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哲学是怎么回事啊，启发式的，引起兴趣，这很重要。从那以后，我觉得很值得学。视野开阔了。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我记得斯宾诺莎有句话，他说“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这个我印象很深刻。——任继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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