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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笈德国，十年留学路
从清华毕业回济南当了一年的中学教员之后，由于“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清华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季羡林立即写信报考，结果被录取。
初到德国，以前朦胧中想学梵文的念头在这里逐渐清晰了。而梵文研究最权威的当时就是德国，这里有世界著名的梵文学者。于是，他投在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门下。“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瓦教授对教学非常严肃认真，尽管选读梵文的学生只有他一个。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已完成两个学业准备回国的季羡林被阻隔在德国。那个时期，他的学习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劣。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季羡林在德国整整呆了十年，这十年也成为他学术的春天。
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1945年，二战结束，季羡林婉言谢绝恩师的一再挽留，回到祖国。
1946年回国后，季羡林立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创办了北京大学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当时，他只有35岁。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去。解放后，季羡林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生的对立面是死。对于死，我们也基本上是被动的。我们只有那么一点主动权，那就是自杀。但是，这点主动权却是不能随便使用的。除非万不得已，是决不能使用的。”
十年文革， 牛棚杂忆
“文革”时，季羡林最初是逍遥过一阵子的，后来由于看不惯北大“老佛爷”的倒行逆施，于是发了牛脾气，“自己跳出来”，反对“老佛爷”，结果被抄家、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当他把积攒多时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到口袋里，最后看一眼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准备越墙而出到圆明园去的时候，红卫兵突然来敲门了。他被押去挨了一场十分激烈、十分野蛮的批斗，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痛苦中他一下子得到“顿悟”：“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于是，为着适应不断的批斗，他竟然想出每天站在自家阳台上进行“批斗锻炼”：“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还在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泪为止”。季羡林后来写道：“这样的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回想起来，我真是欲哭无泪呀。”
从“牛棚”出来后，季羡林被勒令看楼门，守电话，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他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以消磨时光”。他想到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梵文写的《罗摩衍那》。他就晚上把梵文译成汉文散文，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白天守楼时，脑袋不停止思考，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季老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没有“文革”，两万多颂、8卷本的《罗摩衍那》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不重浮华，晚年更远离虚名
1978年季羡林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从1978年至2002年的二十四年中，不计散文、杂文、序、跋、翻译，专就学术著作而言，约略统计，季羡林撰写了二百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一部学术著作。
2003年2月，季老心肌衰竭第四次入住解放军总医院。从此，老人再也没有离开这里，再也没有随便走下那幢白色的病房大楼了。
2006年，季羡林先生在95岁高龄时，郑重请辞三大桂冠，远离虚名。“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这是季羡林老先生在新出版的《病榻杂记》中写下的文字。这里的三顶桂冠是指：“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这三个称号。
那一年，季羡林仍对自己信心满满：“我身体很好，现在目标是要活到150岁。因为中国国富了，民也强了，经济、科技都发达了，‘神五’、‘神六’也上天了，我要再多活几十年，活到150岁！”
去年字画门事件扑朔迷离，最终成为罗生门，很可能将不了了之。不过，对于季羡林而言，一个最大的收获是儿子浪子回头，终于与孙子承欢膝下。作为季羡林先生的爱徒，钱文忠透露，季羡林最后两个月过得很幸福，一直有儿子陪在他身边。
季先生终究没有实现自己“再多活几十年”的美好愿望，或许就是如他所说“不完美才是人生”。
-本版撰述：本报记者 陈进红
-季氏人生说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
“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