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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爱事业不爱金钱
任继愈的门生、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白化文说，在自己众多的老师中，任先生有一大特点别人并不具备。“他实际上指挥组织了很多国家级国学研究项目，比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有一天，白化文接到老师的电话，说《中华大典》的民俗典要交给自己编。“我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就说我哪能成啊。结果，说了半天，他最后撂下四个字：就是你了。我哪敢不接啊。”接下来的日子里，白化文深切感受到，任继愈从来不当挂名的主编。“其他卷的主要负责人也都是他挑选的，编纂中的原则、方向等重大问题他都亲自定夺，重要稿件都要过目。”
同样感受到任继愈如此认真的，还有杜继文。他记得，为了劝说自己参与编纂《中华大藏经(续编)》，91岁高龄的任继愈还在大冬天里，一级一级台阶爬了5层楼，找到自己家里来劝说。而且，在五六个人组成的编委会中，任继愈拿的工资仅仅是自己的一半左右。“他组织大家编辑这些大工程，从来不想钱的问题，有时候晚辈们觉得他有点儿‘愚’。他爱事业、爱国家，却不爱金钱。”就在今年，任继愈已经住院后，还趁身体稍微好转出院时，直奔有关国家领导人家中，商议这部书的编纂问题。
不出全集的大师
如今，任继愈去世，人们却发现，和他交往的漫长岁月中，老先生从没有拉着别人为自己事忙活过。正如他的老师熊十力评价的：“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对任继愈先生的九十大寿印象颇深。“那天大家都在馆里开会，馆办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任老的生日，大家就准备给他过生日，但他坚决反对，劝了半天，最后还是全体鼓掌，就算把生日庆贺了。”
其实，任继愈的八十大寿、七十大寿等也都没有专门庆祝过。他的助理李劲回忆：“他曾经对子女说，不过生日是因为在这样的时候人们都会说些违心的话，比如 ‘长命百岁’，没有必要。”他的学生们也曾想借他过生日之机，编辑一些纪念文集送给他，也被他婉言谢绝。
李劲说，老先生也不愿意出版自己的全集。“他觉得一个人不可能写的所有东西都是有水平的，全集里一般都是有水分的，那还是不要出好。”
任继愈早年著作《中国哲学史》曾影响一代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谢玺璋就是其中之一。前年，谢玺璋在担任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时曾提出要再版这本书，任继愈便专门和他谈话：“这本书不适于现在出，因为里面的很多观点现在需要修订，但我自己没有时间，这个事情必须我自己负责，不能让学生来做。”谢玺璋又提出给老先生出版一本随笔集，也被谢绝了。“他说这样的书太多了，不好。”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让晚辈们感慨，如此低调在当今学术界已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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