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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和他的爱猫（1997年10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 唐师曾摄
他们的走带走了一个时代
7月11日，当代中国两位学界泰斗季羡林、任继愈同日辞世。人们通过各种媒体表达了深切的哀悼，更传达出对两位老人的无限追慕。
季羡林一代大家纯真本色
本报记者 路艳霞 实习生 王砚文
昨天上午11时45分，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的纪念大厅中，为季羡林先生连夜搭建的灵堂向公众开放。灵堂布置得十分朴素，巨大的黑色幕布上写着“沉痛悼念季羡林先生”，幕布正中是季羡林的遗像，照片上的他身穿蓝色中山装，在春柳吹拂下笑容慈祥。
耄耋之年完成最艰巨的两部书
98岁的季羡林辞世后，各种媒体的纪念文字、纪念照片铺天盖地，这让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感慨良多，“这十余年来，一代大家钱鍾书、钟敬文、启功、林庚、王元化、任继愈、季羡林相继辞世，对学界来说，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陈平原说，这些大家大都是上世纪30年代进入大学，或者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他们的学问学贯中西，不像现在只是狭窄的追求；他们都是厚积薄发，不像现在急着出成果。
季羡林对学问始终孜孜以求，他在其自传中曾说到，平生最长最艰巨的两部书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一部是长达80万字的《糖史》，一部是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季羡林的学生、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王邦维说：“举凡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学问都纳入到他研究的范畴：从佛典语言到佛教史、印度史，从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到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从唐史、梵文的翻译到散文、序跋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创作，他无一不精深涉猎。”
季羡林的学生、著名学者葛维钧对恩师治学之严谨至今记忆犹新。“他对我最大的影响也是在治学的精神和态度上。他写《糖史》的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但他仍然不管严寒酷暑每天都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经常是看了半天，一个有用的资料都没有，只能怅然若失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不过，有时候发现了新的线索，又兴高采烈起来，他的喜怒哀乐通常都是跟做学问联系在一起的。”
北大中文系教授陆俭明早在1983年季羡林任中国语言协会会长时，就因担任秘书长与之结识。“他的生活很规律也很特别，每天晚上9点书房灯就灭了，凌晨3点灯又亮了，然后一直工作到早上8点，中途任何人都不能打扰，非常勤奋。”他用“一丝不苟”来形容季老治学的严谨，“每次写东西，季老总是要反复推敲、思考，写了初稿以后会不断地修改。他还有一个随身的小本，有什么东西就赶快记在本子上，很多散文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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