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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章：“罗彩霞案”何以离奇 “罗彩霞案”“跨系统腐败”事实背后，是面对权力“基层监控”的难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禹志明 临近6月高考，社会上对于“罗彩霞案”的关注热度不减。 面对目前我国教育领域公信度最高、制度最为严密、涉及千百万青年人前途命运的高考，有人能够做到盗用他人的身份和高考成绩，冒名顶替上大学，之后又顺利入党、毕业、就业，这在很多熟悉我国高考制度的高中老师和教育专家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 根据官方初步公布的案情，人们发现，冒名顶替者在涉及高考录取的各个环节全都一路畅通，将这起高考腐败案件演绎成“跨系统腐败”的大戏。然而，在该案戏剧化成分的背后，暴露出的是权力对制度和法规的冲击，尤其是基层权力难以监控，以及户籍管理等基础制度的漏洞。 匪夷所思的“掉包” 2009年3月，天津师范大学学生罗彩霞在办理网上银行业务、教师资格证时被拒绝。经查询，她发现自己的身份被高中同学王佳俊盗用，随即报案。 5月5日，媒体以《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为题将此事曝光。邵阳市委市政府迅速成立了由邵阳市纪委牵头，监察局、公安局、教育局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 经查，罗彩霞和王佳俊均为湖南省邵东一中2004年298班应届文科毕业生，两人同时参加高考，高考成绩分别为514分和335分。王佳俊在父亲王峥嵘的操作下，冒用罗彩霞的身份信息和高考分数，被贵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录取。 此后，假罗彩霞安然度过了4年大学时光，入了党并取得了学位证书和教师资格证。毕业后，她在广州市找到了一份文秘工作，将户口迁往广州市，添加了曾用名“王佳俊”。 而真罗彩霞则在2004年高考“落榜”，黯然复读一年后考取天津师范大学。今年即将毕业时，她不得不面临名字和身份证号被盗用，以及教师资格证书、英语四级证书、毕业证、学位证申领等一系列问题。 5月11日，联合调查组披露，王峥嵘为了让女儿王佳俊就读本科学校，于2004年9月初到邵东一中找到王佳俊班主任老师张文迪，获得了罗彩霞高考成绩等相关信息，又通过同学关系使其被贵州师范大学降低20分定向补录。王峥嵘利用曾从公安部门弄到的一张编号为“湘迁字第00068350”的空白迁移证伪造了罗彩霞的迁移证。同时，王峥嵘要其妻子拿王佳俊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到县招考办领取高考档案，王峥嵘找到打字店复制伪造成罗彩霞的高考档案。 据了解，王峥嵘2002年任邵东县牛马司镇镇长，2004年8月调任隆回县公安局政委。2008年因经济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执行。目前，王峥嵘因涉嫌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张文迪被邵东县纪委实施“双规”。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5月12日透露，经初步调查，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院长唐昆雄，违反教育部的有关规定，代领了假罗彩霞（即王佳俊）的录取通知书。 湖南省调查组负责人、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李政科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对于罗彩霞事件，调查组还在深入调查，整个事情要最终调查清楚后，分清责任、严肃处理。 日前，该案在天津正式立案。罗彩霞在起诉书中列明了七名被告，除了王佳俊及其父母外，还有湖南省邵东县第一中学、邵东县教育局、贵州师范大学和贵阳市教育局。 “跨系统腐败”特征 在我国，为保证考生权益，从高考考试、录取到大学报到有着非常严格的制度和规定。王佳俊要顶替罗彩霞上大学，首先要获得罗彩霞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凭录取通知书和罗彩霞的户口等材料到当地公安部门办理户口迁移，到教育部门申领档案。 回顾整个案情便可发现，高中及教育招生部门、公安户籍部门、大学等一系列维护高考制度公平性的重要环节，都为王佳俊及其家人制造“假罗彩霞”亮起了绿灯，助其一路过关斩将。在此基础上，王佳俊后来又顺利通过大学毕业、入党政审、就业、户籍再次迁移等后续关卡，得以改写自己的人生轨迹。 此一案件与以往曝光的高考腐败案件不同的是，罗彩霞案属于“跨系统腐败”。 先来看邵东一中。冒名顶替首先要找准目标。罗彩霞2004年高考分数为514分，低于湖南省当年二本531分的录取分数线，只上了专本沟通线，但刚好符合贵州师大当年定向招生511分的分数底线。罗彩霞由此进入了王家的视野。而据介绍，向王峥嵘提供罗彩霞的考号、身份证号等相关信息的人正是罗彩霞当年的班主任张文迪。 再来看公安户籍管理环节。罗彩霞的户籍2005年才被迁至天津师范大学，王佳俊2004年到贵州师大报到时所持的户籍迁移证又是谁开具的呢？调查组查明，罗彩霞编号为“湘迁字第00068350”的迁移证于2003年2月17日被邵东县界岭派出所领出，而该所档案资料此编号的迁移证存根恰恰缺失。是谁、通过什么方式从界岭派出所领走了这个正版的户籍迁移证，目前还在排查当中。 最后来看贵州师大。罗彩霞当年的高考志愿并没有填写贵州师大，却被该校降20分定向调剂招入。目前已查明，王峥嵘正是通过与唐昆雄妻子的同学关系，将罗彩霞定向补录。 在录取通知书领取环节，根据教育部2004年规定“高等学校要抓紧做好及时寄发录取通知书的工作。录取通知书不得通过个人或中介转递”。也就是说，高考通知书必须由高校直接寄发给考生并由考生本人领取。 一位高三老师告诉记者，按规定哪怕是考生父母也必须出具户口本、身份证、考生本人的委托书等有效证件才能代领通知书。而唐昆雄却能违规将罗彩霞的录取通知书从贵州师大直接领出，暴露出学校这方面管理的松懈。 此外，高校录取考生后直接提取考生的电子档案，纸质档案由考生报到时带到学校，同一考生的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中包括照片在内的各项信息必须是完全一致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2004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说：“高等学校在新生入学后要加强对考生的资格复查，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违规考生的入学资格，并由有关部门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但贵州师大并没有按照这一紧急通知的规定去做。校方承认，假罗彩霞入学时学校没有将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进行比对，没有发现冒名顶替的行为。 “高考录取环节会与很多社会部门发生关系，不仅仅局限于教育系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党委书记兼副部长储宏启教授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冒名顶替者必须与教育、司法行政等多个部门的相关人员都有着非常‘铁’的关系，才能成事。这种‘跨系统作案’、‘跨系统腐败’与作案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量有着直接的关系，只有拥有了多方面的权力才能够实现。” 专家分析，跨系统腐败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性质恶劣，对社会公平性伤害最大。跨系统腐败经常直接违反多个相关法律法规，事件本身的情况离奇匪夷所思，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坏。同时，此种腐败案件涉及多个违法主体，窝案、共谋现象明显。 二是表现出典型权力腐败的特点。与一些腐败个案、人情腐败案相比，跨系统腐败的操作者一般掌握相当的实权，普通人即便花钱也无力“摆平”的种种关系、越过的种种制度，在实权支持下“视同无物”。有关教育专家介绍，在高考腐败案中，像罗彩霞案这样复杂的情况极少见，这种操作方式几乎是为有实权者开辟的“特殊通道”。 三是难发现、难查处。由于跨系统腐败所特有的权力背景，案件发现查实很困难；由于涉及面较广，其处理也遇到更大阻力。在查处过程中，屡屡会遇到“潜规则”的干扰，乃至开脱违法违纪行为、误导舆论等现象也有发生、有市场。 权力越到基层越难监控 与罗彩霞的普通农家背景相比，王佳俊的父亲王峥嵘曾做过镇长、县公安局政委。基层政府是国家政策的具体执行者，直接接触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越是在县乡等基层单位，领导干部手中所掌握的实际权力也就越大。特别是像王峥嵘这样既有基层政府的从政经历，又在司法部门工作的人物，其所拥有的权力能量也会更大。 “在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基层单位，在最贴近老百姓现实生活的制度网络的末梢，外在的约束条件和限制逐渐减弱，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现象更加突出。此时，人情关系和权力的介入，会对制度的严格执行构成很大的冲击”，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说，“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多发于县域，也与权力在微观环境中伤害基层百姓权益、权力难于监控有关。”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杨东平教授表示：“很明显，地方权力部门干预了此案的过程，促成了这起公然利用职权、违法违纪、权力‘一手遮天’的离奇案件。政策和制度越到基层打的折扣越大，权力对规则的扭曲和冲击也越大，基层权力监管难绝不仅是高考和教育系统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值得警惕的重要社会问题。” 在“罗彩霞案”中，另外暴露的“基层监控难题”，则突出地反映在基层派出所对户籍的管理上。 在冒名顶替类案件中，户籍管理部门都是关键环节。如果王峥嵘手中没有那张正版的户籍迁移证，王佳俊的身份就无法转换为罗彩霞，一切也都无从做起。 “罗彩霞案”曝光后，媒体又报道了“湖北版罗彩霞”王俊亮案和“北京版罗彩霞”邹志静案。查阅以前的媒体报道，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案件还有齐玉苓案、贾新超案、邱冬芳案，等等。这些案件均成功突破了户籍管理这一关口。 甚至在邱冬芳案中，冒名顶替者持入学通知书到公安局迁移了邱冬芳的户籍并办理了注销手续，使她无缘无故成了“黑户”。 在2008年震动全国的甘肃天水“山东籍高考移民替考案”中，涉案主要犯罪嫌疑人也是利用师生、亲属、同事等各种社会关系，加以采取给予好处费等手段，通过基层派出所违规办理户口，非法取得了天水市麦积区的户籍。 罗彩霞、王俊亮、邹志静都是在银行申请网上银行、申请信用卡、申请房贷时，发现自己身份被盗用的，而不是户籍管理部门主动发现的。 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姓名、同一个户口、同一个身份证号的情况下各自生活几年甚至十多年，却相安无事。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核查、发现同名、同身份证号的户籍真的有那么困难吗？ 专家认为，目前不少地方户籍管理和身份登记制度中，存在出生不报、死亡不销、户口登记项目变更更正不及时等漏洞，已经难以对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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