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

　　当前中国经济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与自身周期性、结构性调整的多重挑战。金融危机将世界经济的中心区域拖入全面衰退的泥沼，全球就业前景不断恶化，中国经济建设高速前进的步伐受到了严重阻碍。然而危机带来变革，变革带来进步。中国如何突破目前的困境？如何缓解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中国经济能否尽快渡过难关？应该说，社会建设这一新引擎的启动，将是具有战略性的关键举措。

　　一、社会建设为经济发展“闯关”助力

　　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应有之义。经济发展方式是多维的目标体系，包括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高度和谐。社会建设能够为市场机制发挥最大作用创造更加完善的环境，引导资源由经济领域向全社会领域配置，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资源效率更加提高，社会产品分配更加公平。

　　社会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常提到的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可能只是社会建设的某些方面。社会建设还包括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结构建设、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非常丰富的内容。

　　举例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建立合理的经济布局、经济结构，还必须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公平的市场秩序、协调的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同时建立与它们相适应的服务型政府、服务高效的社会组织、多方参与的公共服务机制。后者强调的就是社会建设。应该说，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也出现了短板效应，甚至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

　　为什么社会建设会阻碍经济建设？事实上，经济建设决定着财富的增长，而社会建设决定着财富的分配。财富包括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相比之下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却远远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也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以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失衡的重要原因。

　　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社会建设滞后阻碍经济发展，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都曾陷入过“中等收入的陷阱”。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点，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

　　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经济建设，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社会建设：一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的“夹心化”造成内需增长不振；二是城市化进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安全的缺失激化社会矛盾；三是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

　　2008年我国也进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阶段，中国能否逾越这一陷阱？我认为关键在于社会建设能否有效跟进。总体而言，我国社会建设主要不是总量和规模的问题，而是结构和关系失衡的问题。总量和规模问题绝大多数可以依靠加大政府公共投入或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来解决，结构和关系问题则必须依靠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来解决。而危机恰恰给我们一次喘息的机会，把欠账补上。自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央高频繁出台与民生相关的就业、社保、住房、医疗政策等社会建设政策，特别是今年两会关注民生的路线图，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最初的应急措施之外，我们已经开始出现立足长远，为下一步大发展积聚社会建设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社会建设成为了转“危”为“机”的衔接点和关键步骤。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建设不仅是社会建设本身，更是通向中国发展转型的关键路径。

　　二、“经济增长优先”还是“就业增长优先”？

　　时下，就业危机正成为继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后全球新一轮的危机。2008年全球失业总数剧增至2000万，全球失业总人口将从1.9亿增加到2.1亿，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最新数据，2009年年底，全世界可能会失去5100万个工作机会。全球失业率将升至6.1%。对于中国而言，今年的就业形势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预计，本次经济危机的出口下降导致的非农就业减少为1763万，其中服务业664万，制造业969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称，2009年中国的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实际失业率可能接近10%。

　　相对发达国家来讲，中国的情况更加特殊，中国就业正遭遇经济周期和结构转型的双重冲击，当前中国的劳动力过剩引发的就业危机是结构性失衡造成的。

　　从产业结构失衡的角度分析，就业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是由一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决定的。中国三个产业结构偏差大并且趋向均衡的速度缓慢。从静态的角度看，劳动力在三个产业上的配置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吸纳过多的劳动力，而二三产业却吸纳劳动力不足；从劳动力配置的动态调整看，中国存在着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过慢的现象。目前，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就业也相对不足。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仅在40%左右，不到60%的世界平均水平，更与美国80%的占比差距甚远。就第三产业内部而言也缺乏高端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呈逐年下降趋势。2001年我国第三产业需求比重为72.5%，2006年下降到了64.7%，2008年第三季度更是下降到了59.2%。

　　从劳动力结构看，总量矛盾正让位于劳动力结构性失衡矛盾，低端劳动力过剩而产生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事实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已出现结构性失业的趋势。2006-2007年间在珠三角、长三角的产业转移过程中，一些实力相对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自然要素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陷入经营困境，一些企业被转移出东莞、深圳等地，与之相对应的是大量农民工失去了就业机会，成为首先被挤出产业升级进程的对象。中国就业市场供过于求的总量矛盾正让位于产业升级、低端劳动力过剩而产生的结构性矛盾。

　　此外，教育结构失衡造成劳动力就业市场供求脱节也是造成就业危机的基础性原因。中国的教育结构存在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偏重高学历教育，只注重人才的入口，而忽视人才的出口，教育市场只以教育GDP即高考升学率为准，造成人才供应与用人需求和产业需求之间的供求错位。

　　人们往往在就业出现危机或失业浪潮来袭的时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事实上，就业是一个国家人力资本能够发挥经济效率的基础，就业结构和就业模式也是一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业问题的解决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发展战略的转型，即由“经济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向“就业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转变。

　　失业率为什么会成为西方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为何他们的政策总是围绕降低失业率这一目标展开？究其原因是西方国家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相对来讲这是有质量的增长。比较而言，我国高增长的GDP当中有多少是由人力资本贡献的，又有多少惠及到就业的增长？如果GDP增长的发展红利有可能不被大众所拥有，那么这种增长就是一种无效的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表现出非一致性。就业与经济增长不同步体现为：就业增长率明显低于GDP增长率；就业弹性系数逐年下降。“九五”到“十五”期间经济增长由8.6%上升到9.5%，而新增就业人口却由804万下降到748万。此外就业弹性也由“九五”期间的0.14下降到“十五”期间的0.12，2008年为0.08，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个就业。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对就业产生多大拉动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挤出作用,体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

　　增长优先还是就业优先不是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路径问题。如果增长方式不变，光靠经济增长率来拉动就业，是不可能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提高就业容量和就业质量的关键。增长可分为低就业增长和高就业增长。国际上低就业高增长的国家也有很多，这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关。

　　“就业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不仅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良性互动，而且也将推动就业结构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上，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经济增长，真正将人口就业的包袱变成人口资源的红利因素。如文化创意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在目标导向上，把就业作为基本目标，在确定经济增长目标、增长方式、增长速度，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充分考虑对就业的影响。

　　因此从“经济增长优先”到“就业增长优先”型发展模式，将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它要求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必须进行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相关人力资源开发政策、教育培训政策、就业保障政策等方面都需要做出深刻改革。

稿源： 新华网 　编辑： 范敬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