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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民众关于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讨论越来越热。近日，国务院新闻办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等方面的情况。 姜增伟明确指出，前段时间成都、杭州等城市发放消费券的经济政策是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办法，是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消费券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增加收入。姜增伟表示，应该把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作为扩大消费的主要举措。 北京目前尚不会“发券” 对于北京而言，是否也会在发券上有所考量呢？ 今年1月中旬，在北京市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有政协委员指出，消费券对带动消费会产生一定的作用。消费券其实是一种保留了最初的交易手段的货币，经济危机表现形式之一即是“买”和“卖”的脱离，而消费券则可以在其中将之串联，能对市场流通起到促进作用，因此消费券在经济危机的局面下出现，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如果在北京地区发放消费券，特别要发给低收入人群，以提高这一群体的购买力，这有助于扩大内需。 正当不少市民对此事万分期待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官方的声音：北京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处处长丁长利2月10日透过媒体表示，北京目前没有考虑发放消费券。丁长利对此解释为：消费券是一种临时性措施，会对拉动内需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北京市对于低保人群的配套政策比较完备，所以没有发放消费券的必要。同时他还指出，目前北京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是410元，不同的人群还有比例不等的分类救助，另外对无劳动能力的人员还有40元的补助金。 这样算下来，三无对象一个月有500多元补助，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另外还会有一些专项补贴，如果低保人员发生临时困难还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民众对消费券看法不一 对于支持发券的市民而言，他们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认为可以用于消费。比如在外企从事工作的王先生表示，“这相当于钱，有变相的流通货币当然好”；一位潘姓的年轻女士则说得更直白，“广义上说，可以刺激消费；狭义上说，可以满足小小的挥霍心。”当然，持反对意见的人也有自己的道理。一位在政府机关工作的童先生认为：“政府发消费券，面对13亿人口，怎么发？发给谁，不给谁？是否存在商家不公平竞争的隐患？”一位退休干部则表示，“消费券不一定可以解决经济消费问题，搞不好只能让个别部门赚的‘荷包满满’。”此外，一位学金融学的大学生则一再表示，“什么政策都不如政府直接把资金投到生产发展的领域，特别是生产型的企业。” 在涉及“你认为政府发放多少金额消费券合理”的问题时，被访者大多表示要看政府的决策。国企工作的肖先生说：“财政已经拿出四万亿了，平摊到中国人身上大概是4000元不到，这已经包括了基础设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的所有费用，我想如果按比例分配的话，刺激消费这部分只能有1000元左右的余地了。这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因为我们没办法去决定，我觉得国家有投入就已经不错了，多少都可以接受。” 此外，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食品、服装、日用品三大类成为广大市民最为关注的消费领域，其次是文化类的消费，如买书、看电影、旅游等。 重拾消费信心是关键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发券”不是一劳永逸的。政府发放消费券刺激购物，数额是有限的，且具有时效性。因此，发放消费券还可能存在一些“并发症”。 “并发症之一”是消费券无形中助长了民众的存款。假如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需求是一定的，那么消费券对扩大需求的作用就有限了。也就是说，如果民众能用消费券购买日用品，则会把多余的钞票存进银行，而不是增加自己购买的数量。无形中，消费券抑或促成了民众存款的行为。 “并发症之二”是消费券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它的发放和管制程序相对复杂。这方面政策的决定对经济拉动的力度有很大影响，假如力度过大，甚至会造成反面效果。 “并发症之三”是，消费券类似一种特殊的货币，一旦具有广泛意义上的流通能力，这很可能造成不少商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到政府进行“商业公关”，不排除在消费券从上之下的发放过程中滋生腐败行为。 换一个角度考虑，即便政府要推行“发券”之策，也要各地因地制宜，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发放要从实地考量，制定详细的方案。正如北京市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文魁所说，“消费券对带动消费会产生一定的作用，但消费券的发放也有很多规则需要弄清楚，比如发给谁，采取什么样的发放标准，依据是什么，由谁来发等。”此外文魁委员还表示，政府发放消费券的做法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影响到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以及货币体系的正常运作。 对已经在发券上采取行动的某些城市而言，他们的初衷并不为过，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在很多专家看来治标不治本。经济不景气，就业难等等问题造成了内需不足，消费疲软的现象，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同时，政府还应该从根本上不断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各种可能由经济危机造成的风险，唯有这样才能让广大民众减少后顾之忧，重拾民众消费的信心和热情。（见习记者任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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