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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大师级的人物何以不能兼容？恐怕更多要归结于鲁迅的偏激。事实上被鲁迅所嘲讽过的名人大师又何止梅兰芳一个，胡适、林纾、李四光、徐志摩、林语堂、蒋光慈、梁实秋、戴望舒、施蛰存、沈从文、廖沫沙、周扬、章士钊、吴宓、夏衍……哪一个不是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胡适和徐志摩，他们与鲁迅一开始并无个人恩怨，胡适一度还与鲁迅有所过从，并为鲁迅书稿出版等帮忙过。鲁迅对他们的嘲讽更多源于思想认识上的差异，“下等脾气”的鲁迅本人有过下层人生的深切体验，对以“精英”自居、骨子里充满优越感的胡适和徐志摩有种本能的厌恶和反感。而鲁迅的可敬之处就在于他“不虚饰”，以内心真实的好恶示人，而不是像“我的朋友胡适之”一样的中庸、“模糊”。当然，鲁迅的伟大并不是对胡适精神的否定，应该说主张“宽容平和”、以“自由主义”为诉求的胡适思想，和以战斗精神为核心、不妥协、“不宽恕”的鲁迅思想形成了很好的互补，共同构成了这一特定时代的中国文化图景。 事实上鲁迅对梅兰芳的揶揄和嘲讽，其要害还是文化观念上的否定而不是对梅本人的攻击。在《最艺术的国家》一文中，鲁迅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可以看出，鲁迅对“男人扮女人”这种中国特有的艺术现象有着本能的反感，所以从文化心理上予以批判，旨在抨击传统文化所造就的某种太监化的病态人格，这也是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基本思想相吻合的。除了对这种男扮女装的所谓艺术感觉别扭之外，梅兰芳“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的封建士大夫趣味也是鲁迅反感的一个重要原因。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鲁迅当年的个人见解并没有损及梅兰芳的艺术地位，而梅兰芳及《梅兰芳》在今天的受追捧也并不证明鲁迅不喜欢梅兰芳就是一种错误。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明白一个道理：世界上并不存在统一的、绝对的艺术标准，允许不同的声音甚至“偏见”的存在，既不影响艺术家的声望，也无损评论者的价值。就个人而言，在鲁迅高居神坛的日子，我会更多留心梅兰芳的成就；而在“梅兰芳热”的当下，我更愿意去读读鲁迅的那些“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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