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派客户端记者汤丹文 文/摄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这次“明州十局”棋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让我想起了这里出土的骨哨。据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骨哨，它截取鸟禽类中段肢骨加工而成，距今已有7000多年。

　　骨哨最先的功用是原始人模拟鹿的叫声，吸引它们过来后，伺机捕杀。可见，骨哨在当时是一种生产工具。

　　前不久，我在洛阳博物院看到了一个出土的骨笛，显然比骨哨更进了一步，它的整体造型与音孔排列十分整齐，已到了乐器级的水平而“臻于艺”了。

河南博物院里的骨笛。

　　这个骨笛，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出土，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经测试，它可吹奏七声音阶，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且音乐性能最好的管乐器。吹奏这个骨笛的娱乐审美价值，已经完全“碾压”生存劳动价值了。我想，最初以骨笛或骨哨吹奏出一段旋律，且不是为了引诱猎物而为自娱、娱他的人，一定是上天派来慰藉人间的天使。

　　联想起来，我也好奇围棋如何从最初的占卜到民间游戏，最后成为技艺，甚至被称为一门艺术而流传下来？我个人答案是，一代又一代文人名士甚至帝王将相的正名、诠释与推崇。

六博案形似现在的围棋盘。

　　战国至汉代，六博之戏比围棋还要风行。我在河南博物院看到一件出土于河南灵宝市的东汉六博陶俑。博具中有六根箸，双方各有六枚棋子。说明上说，古人对博时先要投箸，根据投的结果决定如何行棋，最后一方将另一方的枭棋杀掉为胜。

　　博与弈的风行，让社会沉迷于赌博而“鸡飞狗跳”。那时的儒士贾谊，就出来指责六博与围棋等博戏活动“败坏风习，失礼迷风”。而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更是说：“为棋博之戏者，因有争心则言辞轻侮，失于敬礼。”儒家讲究“尊卑敬让、平等有序”，自然不容以平等竞争为要旨的围棋。

　　为围棋正名的是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他与司马迁并称“班马”——他撰写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围棋专论《弈旨》。

河南博物院六博陶俑。

　　班固认为“博”与“弈”，显然后者优于前者。前者靠掷琼决胜负，“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后者则公平斗智。他用“象”的概念来解释棋制，甚至认为围棋中有“治乱得失”的道理，并把围棋的功用归之于“可乐尔忘忧”。

　　比班固稍后的文学家李尤，作有《围棋铭》，也认同围棋是文人空闲时的一种心理调节。那时的另一位文学家马融，作了一篇《围棋赋》，以兵法入手讨论了围棋的义旨，提出“势”的概念，并罗列了当时常见的定式。

　　魏晋时代，不独是文人，帝王将相也开始推崇围棋。三国时的曹操，以相王之尊，开帝王一代好棋风气。陆云《与兄平原书》记载了曹操的遗物，除手衣、卧笼、书籍外，棋局赫然入列。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也是围棋爱好者。文人群体“建安七子”中，有许多是围棋高手。

清《松下高士图》。资料图片

　　魏晋风度中的飘逸，也同样展现在围棋之中。那时的人们喜好清谈。名僧支遁，以“手谈”一词代指围棋——对局者不用口而用手，在纹枰上感受心灵交流的乐趣。这就把围棋从竞赛的层面大大地提升了一个层级。更有甚者，如东晋名臣、书法家王坦之，把围棋称为“坐隐”。在他看来，下棋是为了追求精神自由、灵魂超然、人生无累，如同隐士所为。

　　当然，那时的人为了下棋，也做出了一些匪夷所思之事。比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与人对弈之时，传来了母亲故去的消息，“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下完棋，阮籍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

　　据说阮籍还是一位至孝之子，但真是“奇葩”一个。

编辑： 陈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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