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筹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即‘延安电影团’，编导了大型纪录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等，为创建和发展党领导的人民电影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2009年5月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场纪念新中国电影开拓者诞辰百年的活动上，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赵实致辞时的评价。

这场隆重集会纪念的主人公就是袁牧之，这位在抗战时期走到革命圣地延安的电影人，当时肩负的重要使命就是筹建延安电影团并担任艺术编导负责人。

人物名片

袁牧之（1909—1978），浙江宁波人。谱名袁家莱。著名电影演员、导演、编剧，中国人民电影事业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曾任延安电影团艺术编导负责人东北电影制片厂（今长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新中国文化部电影局首任局长、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职。

抗战期间，袁牧之主持筹建延安电影团。

一

风云：红都延安的电影召唤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吹响，中华大地陷入血与火的洗礼。

彼时，电影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和宣传手段，在民众动员与文化传播方面的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在延安，向民众进行文化宣传主要依赖于戏剧、秧歌等传统艺术形式。尽管这些形式在根据地深受群众喜爱，然而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相对有限，也与其时起，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意识到电影对于凝聚民族力量、宣传抗战理念的重要作用。

1938年3月，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召开座谈会，时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沙可夫在会上提出“建立无产阶级电影队伍”的设想，主张通过影像记录抗战实况、宣传党的主张。这一建议得到周扬、艾思奇等文化界领导人的支持，最终形成《关于成立延安电影团的建议书》。

1938年4月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由左翼电影人袁牧之负责筹建电影团，并拨发3万元法币作为启动经费。同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论持久战》时，讲到如何动员民众抗日的问题时说：“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手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任用。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与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

”这个讲话正当其时，推动了周恩来作出明确指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我们不仅仅为拍摄一部纪录片，还要从党的事业考虑，建立一支自己的电影队伍，为创立党的电影事业打好基础！”

1938年夏天，荷兰著名纪录片导演伊文思来到中国，准备拍摄一部反映中国抗战的纪录片。他途经武汉时，受到八路军办事处的热情接待。伊文思本打算前往延安拍摄，但由于国民党的百般阻挠未能成行。在离开中国前，伊文思在武汉秘密会见周恩来，转交了他未能带入延安的电影器材：1台16毫米埃姆牌摄影机、3000英尺胶片及配套设备。这些珍贵的器材，成为延安电影团诞生的物质基础。

有了器材，还需要专业人才来组建电影拍摄团队。此时，曾提出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拍摄抗战电影的袁牧之在周恩来的动员下，毅然决定奔赴延安。

1938年8月中旬，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袁牧之和吴印咸身穿八路军军装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起乘火车离开武汉。

袁牧之早年在上海电影界已声名鹊起，他编导的《马路天使》被誉为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

袁牧之到延安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国统区电影垄断现状与延安影像阵地建设必要性”，这一报告与党中央加强抗战宣传的战略意图高度契合。

二

光影：抗战影像的旭日东升

1938年9月1日，袁牧之与陆续抵达延安的摄影师吴印咸、徐肖冰等，正式组建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由谭政兼任团长。

初期成员仅7人，后逐步扩展至36人，下设摄影队与放映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专业影像记录工作。延安电影团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电影专业机构，结束了没有自己电影事业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电影事业，揭开了崭新的人民电影的篇章。

延安电影团成员合影（右二为袁牧之）

延安电影团成立后，立即投身到紧张的拍摄工作中。1938年9月，电影团开始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这部影片由袁牧之担任编导，吴印咸等人负责摄影。

为了真实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情况，电影团成员深入前线和后方，足迹遍布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等多个地区。《延安与八路军》不仅展现了八路军在前线的浴血奋战，还记录了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

影片中，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里，学员们刻苦学习军事知识和政治理论，积极为抗战储备力量；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军民齐心协力开垦荒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许多青年男女跋山涉水，长途步行，从国统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这些画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形象，用镜头语言展示了“天下人心向延安”，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对边区的污蔑和抹黑。

延安电影团拍摄毛泽东相关视频的工作照

1940年5月11日，袁牧之和冼星海二人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乘车离开延安前往苏联。

1940年12月，袁牧之和冼星海终于抵达日思夜想的苏联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进入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开始了《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工作。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这些珍贵的影片尚未完成制作就在战乱中不幸散失了。保留在延安的部分素材成为无比宝贵的资料，这些素材被中苏合拍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等片反复使用，向世界传播了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

据《中国电影年鉴》记载，这些纪录电影在香港、新加坡放映时引发轰动，仅1940年上半年就募集抗日捐款237万港元。荷兰导演伊文思在重庆观看《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片段后评价：“这是一部真正属于人民的电影，它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抗战的希望。”

抗战后期，延安电影团面临诸多严峻考验。敌军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上，电影物资匮乏，胶片短缺、后期制作条件差。但成员们凭借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创新能力，克服重重困难，如用延河水冲洗胶片、自制暗室、利用过期胶片等，独立完成《南泥湾》等多部纪录片的拍摄和放映任务。

《南泥湾》记录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丰功伟绩，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克服困难、坚持抗战的信心。这些影像资料在当时的延安以及各抗日根据地广泛放映，成为军民了解抗战形势、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

同时，延安电影团还重视培养青年人才，开办摄影训练班，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储备力量。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电影团的主要成员如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人被调到东北解放区工作，他们前往东北接收“满映”(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并参与建立东北电影制片厂。至此，延安电影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解散。

虽然延安电影团存在时间有限，但其所开创的人民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影响深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

袁牧之：人民电影的拓荒者

中共中央选择袁牧之筹建延安电影团，首先看中的是他的革命精神与专业性。

当时左翼电影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阳翰笙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同时也是三厅的中共秘密小组成员，他和著名电影人、地下党员陈波儿为周恩来推荐了左翼电影导演、编剧、演员袁牧之和摄影师吴印咸。

他们以往的表现和条件都十分符合当时延安所需人才的要求，尽管他们二人当时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们成熟的人格、思想的追求和一贯的努力都使他们成为当时最合适的人选，得到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认可。

袁牧之在前往延安前已在电影、话剧领域成果斐然。1930年投身左翼戏剧运动，加入上海艺术剧社，主演《炭坑夫》等进步话剧，以强烈的现实批判风格崭露头角。1934年进入电影界，在《桃李劫》中饰演男主角陶建平，以细腻演技塑造了挣扎于社会底层的青年形象，该片成为中国最早的有声故事片之一。

1935年自编自导自演《马路天使》，以现实主义笔触描绘底层小人物的命运，贡献了深入人心的“天涯歌女”经典段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奠定其“影坛多面手”的地位。此外，他还参与编导《都市风光》等影片，探索电影叙事与社会议题的结合，展现了对底层社会的深切关注。其作品兼具艺术价值与社会批判性，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风云儿女》中饰演的辛白华在屏幕上唱响了《义勇军进行曲》中“起来”的第一句，后来《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后，袁牧之也被认定为“国歌首唱者之一”。

袁牧之来到延安后，就积极投入延安电影团的组建筹备工作中。他凭借自己在电影界的声望和专业能力，迅速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电影人。吴印咸回忆，袁牧之刚到延安，就四处奔走，与各方沟通协调，为电影团的成立争取支持。

在袁牧之的积极推动下，电影团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他亲自参与制定了电影团的规章制度和拍摄计划，明确了电影团的工作方向和任务。电影团成立后，袁牧之作为核心人物，不仅负责影片的编导工作，还承担着组织管理和技术指导等多项职责。

1945年周恩来在文化工作讲话中指出：“袁牧之同志领导的电影团，用影像记录了党的奋斗历程，他们的作品是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袁牧之编导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片头

在创作实践中，袁牧之建立了严格的工作制度。

现存于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延安电影团工作条例》（1939年版）规定：“每日拍摄前需提交分镜头剧本，集体讨论制度确保政治导向与艺术质量，如《南泥湾》分镜头修改5次。”这种创作模式培养了徐肖冰、程默等一批优秀电影工作者。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袁牧之主持创作的《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开创了“政治宣传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的新范式。该片采用大量中近景镜头，突出表现八路军战士的劳动场景，现存分镜头手稿显示，217个镜头中有128个聚焦人物表情。延安电影团在革命时期形成的创作理念深刻影响了后来新中国电影的发展。

袁牧之领导的延安电影团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才，开创了延安纪录电影学派。

他早在上海左翼时期就尝试“将斯坦尼体系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他抵达延安时携带的《电影导演基础》《苏联电影剧本选》等书籍，都成为延安电影团早期培训教材。像吴印咸后来成为中国电影摄影界的泰斗，他在延安电影团积累的经验，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人才带着在延安电影团学到的技术和理念，奔赴全国各地，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延安电影团的创作实践，也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确立了电影为人民服务、为抗战服务的方向，对后来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指导意义。

抗战胜利后，袁牧之又受命担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接收伪满映设备1200余件，培养技术骨干200余人，开始筹建人民电影第一个制片基地，他在给中宣部关于电影事业发展规划的报告和中宣部的批复中，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电影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初期的发展蓝图。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4月，袁牧之担任中宣部电影局（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文化部电影管理局）首任局长和第一届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袁牧之在担任国家电影局首任局长后，迅速着手构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整体框架。他主持制定了从剧本创作、影片生产到发行放映的全流程管理制度，将分散的电影资源整合为统一的国家产业体系，筹建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等核心基地，确立“人民电影”的发展方向。

他强调“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理念，推动《白毛女》《钢铁战士》等红色经典影片的创作，同时注重培养专业人才，通过举办电影培训班、建立电影教育体系，为新中国输送了大批技术骨干和创作力量。此外，他积极推动中外电影交流，组织译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影片，提升新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

1957年，在“反右”运动扩大化的背景下，袁牧之因曾在国统区从事左翼电影工作的经历受到错误批判，被调整出电影领导岗位。尽管其个人经历坎坷，但其在任职期间确立的电影管理模式、创作导向和人才培养机制，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被誉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

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建立了规模化的电影产业体系，更在于将电影确立为服务人民、传递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为中国电影的长远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与产业根基。

中国纪录电影开拓者之一的钱筱璋袁牧之追悼会上的悼词中总结道：袁牧之同志“几十年来忠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整个人民电影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

定格：红色电影奠基人

1978年6月30日，袁牧之在北京病逝，终年69岁。作为中国人民电影事业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袁牧之的名字、事迹与贡献从来没有被遗忘过。

2009年5月30日，正值袁牧之100周年诞辰，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中国电影博物馆同期举办了袁牧之专题展览和电影回顾展，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CCTV6）也在当日安排播放电视专题片《袁牧之的电影道路》，以及《桃李劫》《马路天使》等袁牧之主演的影片。同年在家乡宁波也举办了“袁牧之电影艺术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并提出了“袁牧之故居”保护、建馆的倡议。

与此同时，一批围绕袁牧之及延安电影团研究的文集、传记、专著，诸如《袁牧之文集》《袁牧之传》《袁牧之全集》等陆续出版发行。其中《袁牧之全集》（共4卷）系统整理袁牧之的创作成果，分为话剧卷、小说卷、论著卷、电影卷四册，收录其话剧剧本、小说、电影剧本、理论著作及书信等未刊文献。各卷均按作品发表时间排序，并首次附载袁牧之年表，为研究袁牧之艺术成就提供完整文献基础。

如今，在北京的中国电影博物馆内，任庆泰、郑正秋、黎民伟、夏衍、袁牧之等五座中国电影开拓者的塑像伫立在入口；在长春的长影旧址博物馆，张辛实、舒群、袁牧之、吴印咸、陈波儿等五座东北电影制片厂创始人的塑像也在入口处伫立。在宁波甬港南路的路边，甬籍电影人袁牧之、张石川、邵醉翁的组雕也在接受着家乡人民的敬仰。位于宁波南塘老街上的袁牧之故居在多方人士与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列入宁波市级文保建筑并正式对外开放。

摄取战争的真相，

不怕鬼子的刀枪。

踏遍了华北的战场，

几经寒暑来到太行山上。

有了你这样英勇的战士，

中华民族决不会亡。

此诗是1940年2月初， 袁牧之等延安电影团成员在晋东南太行地区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时，时任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勉励电影团的题诗。这首诗也成为延安电影团的精神写照。从黄土高原到东北黑土地，从胶片记录到数字时代，袁牧之播下的红色火种始终在文艺战线燃烧，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中国电影发展的道路。他们在艰苦岁月中用光影记录历史、鼓舞人心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来的电影人不断前行。

甬派客户端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郭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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